新中国的法制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已有不少人对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反思和评论，但缺乏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景文教授主持的“中国法律与发展”课题^[1]小组试图通过社会指标和相关分析的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发展的各个方面，即立法、法律实施、法学教育与研究的基本情况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总体研究和比较分析，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把握法律发展的基本状况，以期发现中国法律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同时探讨中国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 中国法律发展进程的三大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的发展进程明显出现了三大趋势，即法制化、专业化和不平衡性。

（一）法制化

随着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发展，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法制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体现出法律愈来愈多、诉讼愈来愈多的趋势。

1.越来越多的法律

在立法领域，可以明显看出法律越来越多的发展趋势。无论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国务院所属的各部、各委员会所制定的行政规章，还是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其数量在1949～1978年和1979～2004年两个阶段都有着明显的差别。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数量是改革开放前的6.49倍，国务院的立法数量是改革开放前的14.21倍，国务院所属各部委的立法数量是改革开放前的80.17倍，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数量是改革开放前的774.01倍。^[2]此外，我国各类立法1979～2004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8%，行政法规为10.7%，部委规章为14.4%，地方法规为33.1%，而所有各类立法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1.3%。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类立法的发展曲线中，2001年均达到了峰值，这显然与中国因加入WTO而进行的法律清理、修订有关。^[3]

与此同时，法律也在不断进行修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变动过程中，这种变动在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的文件中有明显的反映。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的文件中，现在仍然有效的占30.26%，将近70%已经失效或修订了。^[4]

2.越来越多的诉讼

在司法领域，1979年以来我国的诉讼数量逐年增加，人民法院一审的各类案件（收案），包括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以及各类案件的总量都有了迅速的增加（见图1）。

图1 法院一审各类案件数量变化（1950～2004）

图1表示1950～2004年我国法院一审各类案件的数量变化。从一个长时间段（共54年）的发展可以明显看出，诉讼数量曲线的拐点就在改革开放前后。大体上可以把我国诉讼数量的变化曲线分为四个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是剧烈变化时期；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数量下滑，处于低诉讼时期；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诉讼数量急速增长；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诉讼数量平稳发展，甚至有所下滑。

但是，各类案件的诉讼曲线是不同的，诉讼总量曲线除20世纪50年代以外，主要由民事案件的数量所决定，但刑事案件的曲线，特别是其增长幅度，远远不同于民事案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其数量还是增长率都远远低于民事案件。

（二）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发展的第二个趋势是专业化，即立法者和法律从业者人数的增加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此相联系，作为法律职业的后备，法学教育与研究也获得了迅速发展，法学院的数量、法学专业学生的数量以及法学研究的成果都在增加。

1.中国法律工作者的种类和数量

对法律工作者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而且在不同国家、不同法系，法律工作者或法律职业的范围也不同。^[5]不过，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法律工作者的主体。立法者一般不包括在法律工作者或法律职业之内，而属于政治家的范畴。在我国，法律工作者的范围，除了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之外，还包括公证员、企业法律顾问、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仲裁员、人民调解员等（见表1）。

表1 中国的法律工作者数量（1981～2004）

由于数据的限制，下文以一些不完全统计数字来说明法律工作者的专业化过程。

对于当前法官的学历状况，法院部门没有正式公布相应的统计数据，只有一些不完全的统计资料（见图2）。

图2 中国法官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1987～2000）

图2 中国法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