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是法学的二级学科，属于部门法学。在法学各学科中，刑法学相对而言是一个学科体系较为完善、学术基础较为扎实的一个学科。对于2006年刑法学的学术前沿进行描述与评价，既要在法学的整体学术氛围中关注刑法学的学术发展，又要不可避免地追溯到2006年以前刑法学的学术积累。2006年，这只是一个时间的切入点，本文试图通过前沿报告，以点带面，刻画出刑法学作为法学的一个传统学科在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刑法学的突破与突围的命题。

一 刑法方法论的反思

任何一门学科都存在一个方法论问题，方法论的科学化程度直接决定了一个学科知识的科学化程度。同时，方法论的转换也必然引起学科知识的转型。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法学的方法论是一个经常被关注的问题。德国著名的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经就方法论与学科的关系作过以下阐述：“就像因自我观察而受折磨的人多数是病人一样，有理由去为本身的方法论费心忙碌的科学，也常常成为病态的科学；健康的人和健康的科学并不如此操心去知晓自身。”^[1]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引申出以下三层含义：（1）一门学科的科学性问题，主要取决于方法论，因而对该学科的科学性拷问就成为对方法论的探究。（2）病态的科学与健康的科学的区分，实则是指幼稚与成熟的区分。按照拉德布鲁赫的观点，越是幼稚的学科，越为该学科的方法论所困扰。（3）显然，在拉德布鲁赫看来，法学就是这样一门幼稚的学科，因而法学方法论仍然是一个未解的问题。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刑法学同样存在对方法论的这种关注。在我国法学界，除法理学将法学方法以及法律方法作为其研究的一个领域以外，在部门法学中，刑法学是对方法论问题最为关注的一个学科。

刑法学界对于刑法方法论的重视，是近几年才开始的。究其原委，是由于刑法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从方法论上进行反思，就难以突破传统刑法学的桎梏。围绕着刑法方法论问题，2004年11月26日至27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在深圳举办了全国首届中青年刑法学者专题研讨会，主题就是刑法方法论。与会的40多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刑法方法论进行了探讨。这次专题研讨会的文集《刑法方法论》，^[2]汇集了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论文。2005年，《法学研究》发表了两篇关于刑法方法论的论文；^[3]此外，云南大学法学院曾粤兴教授根据同名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刑法学方法的一般理论》^[4]也是我国学者在刑法方法论领域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2006年出版的《刑法方法论研究》^[5]一书，是北大法学院刑法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采取专题研究的方式，对刑法方法论问题进行的较为深入的探讨。以上这些科研成果，表明了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方法问题的关注，对于提升我国刑法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在刑法方法论研究中，涉及法教义学的概念，由此引申出刑法教义学的概念。法教义学或称为法律教义学，也有的学者称之为法律信条学。这是一个在我国法学界并不多见的术语，常见于大陆法系的法学著作之中。德国学者拉伦茨把法学直接等同于法教义学，当然是在狭义上的法学，即法规范学的意义上作如是界定。尽管拉伦茨本人并未对法教义学明确地下过定义，他还是引用有关学者的观点，对法教义学这个词加以解释。例如，拉伦茨引用了迈尔·科丁的以下论述：法教义学可以用来描述一种——以形成某些内容确定的概念，对原则作进一步的填补，以及指明个别或多数规范与这些基本概念及原则的关系为其主要任务的——活动。透过这种活动发现的语句，其之所以为教条，因为它们也有法律所拥有的——在特定实证法之教义学范围内——不复可质疑的权威性。教义学一语意味着：认识程序必须受到——于此范围内不可再质疑的——法律规定的拘束。^[6]由此可见，法教义学是以实证法，即实在法规范为研究客体，以通过法律语句阐述法律意蕴为使命的一种法律技术方法。德国学者考夫曼明确地将法教义学与法哲学加以区分，指出：法哲学并非法学，更非法律教义学。根据康德的观点，教义学是“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评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教义学者从某些未加检验就被当作真实的、先予的前提出发，法律教义学者不问法究竟是什么，法律知识在何种范围中，以何种方法存在。这不是指法律教义学必然诱使无批判，但即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