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建以来，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界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本身的独特性及其所蕴涵的普遍性理论意义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体认，社会学家在社会转型尤其是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但是，在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当初，无论是在西方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吸取上，都存在较严重的不足，这些不足日益成为社会学今日发展难上新台阶的瓶颈。以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吸取而言，一个学科，若不正本清源，始终坚持追溯自身的原初问题，而只是一味地嫁接、移植和复制别人的成品，就不会获得自身的自主意识，也就无法真正进行卓有成效的学术积累。事实上，由于学界对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素乏研究，许多经验研究不是自说自话、闭门造车，就是拿着数据或材料匆匆忙忙去与国际“接轨”或对话。近年在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浪潮冲击下，有些人开始喜欢将费孝通的某些概念装点在自己论著的综述或结论里。然而，这仍然无法掩饰我们在理解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上的贫困，也无从摆脱我们在经验研究上面临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尴尬。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诠释老一辈社会学家为中国社会学奠定的基本问题和精神气质，重新激活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已成为社会学界今天的当务之急。

我想综述学界近期的相关研究，并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思考重新激活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问题。

二

（一）重新确定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起点

1.何谓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若要正本清源，必先弄清什么是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我们说学界过去对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缺乏深入的研究，并不是对已有的社会学学科史或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视而不见。但它们之间是有重要差别的。

首先，社会学思想传统不同于社会思想史，这一点无须赘言：社会学思想的学科化是非常晚近的现象，而远古开始的社会思想史只有（不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概念，而无社会学的概念。

那么，社会学思想传统与社会学学科史的差别何在？其关键的差别在于社会学思想传统虽然以社会学学科为基石，但并不自囿于狭窄的学科分界，也不以学科知识的梳理为目的，而是试图将中国社会学的基本问题铺展在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构架中、铺展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铺展在中国社会制度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的位移中去思考。由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和社会转型的持续性，社会学思想传统绝非陈列社会学知识和名家的博物馆，而是一种与我们的当下紧密相连的鲜活的传统。当黑格尔说哲学史就是哲学本身的时候，当尼采说史学首先不是知识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不是索引而是政治的时候，这些说法也可以用来定义社会学思想传统。

我们若要重新确定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起点，就要将中国现代早期社会学还原到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所面临的社会大变局中。不仅要从一门专业和学科的角度来总结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而且要超越专业和学科的范畴，把中国社会学基本的问题关怀与中国在20世纪之交所面临的根本路向的问题融合起来思考。

传统的中国社会并没有社会学这样的学科。那时候，经史子集构成了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学问形态。但进入现代，中国传统的学科体系逐渐瓦解，现代的学科体系逐渐诞生。现代中国的学科体系与中国古代的学科体系之间，既有断裂也有接续。中国社会学虽然传承自西方，但仍是对应着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而舶来的；并且，也只有在它切入到中国社会和文化之中的时候，才谈得上成为中国自己的社会学。

2.重新认识严复在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中的地位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重新理解严复之于中国社会学的意义。

众所周知，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1]一文中介绍了斯宾塞及其群学，这是中国引进西方社会学的开端。那么，严复在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中的地位还有什么争议吗？争议来自三方面。

首先，涉及群学的三位倡导者——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究竟是谁最早使用“群学”一词，而在于他们所用的“群学”的意涵是否是一回事。实际上，“群学”当时有三种含义：一是源自西方的sociology的译名；二是指广义的社会科学；三是指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合群立会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