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的复苏期。当此之时，实证、科学理念大行其道，主流社会学研究所呈现的社会学现象，几乎完全是由百分比、相关系数、人口参数、模型趋势、回归曲线等组成的。即使是一些没有受过很好定量分析训练的学者，也往往以在文章中增加数字和数学公式为荣。夸张一点说，当时高质量的社会学研究几乎是大规模问卷调查及其结果分析的同义词。^[1]急于与西方接轨的中国社会学界，紧紧追赶西方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潮流，却没有及时察觉到同期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正出现所谓的“叙述的复兴”。^[2]不过，大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细心的读者可以观察到中国社会学知识气候开始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定性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很多一流的学者纷纷讲起了“故事”。^[3]与这一变化已经带来的丰硕的定性研究成果相比，对于定性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却极其鲜见。在西方，定性研究是在定量研究不信任的眼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对话和辩论非常丰富。在中国，定性研究同样遭遇定量研究怀疑的眼光，但目前从事定性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选择了“闷头干”的方式。本文在梳理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回答定性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论问题。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争取定性研究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为了推动定性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者当然不必先成为方法专家才可以做研究，甚至我们可以说不存在“点金术”意义上的方法，但是，缺乏方法论上的深入思考和自省，研究的深度最终必然受到影响。

一

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曾将社会学界定为“社会物理学”，他旨在借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并得出一般性法则和定律；而欧陆的社会哲学传统，特别是德国的历史哲学，则倾向于使用诠释、理解的人文主义方法来解释社会。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研究取向贯穿于社会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并具体体现为实证主义社会学与诠释取向的社会学之间的对立和论争。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何种取向能够更好地从有限的研究资料中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以实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定量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占据着优势地位：它遵循与自然科学同样的逻辑，通过大规模的概率抽样和统计分析来建立各种有关社会的法则、模式。例如，查宾（F.S.Chapin）曾骄傲地宣称：“数字比任何其他的符号都标准和可转换。8就是8而不是7。但是‘红’不总是‘红色’。一门赋予言语以优先性的社会学将成为一门永远的劣等学科。”^[4]

在科学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主张“解释性理解”的诠释社会学在争论中则多少显得底气不足。看上去，定量社会学才是前景光明的社会学。1929年，在美国社会学会的主席致词中，奥格本（W.Ogburn）充满信心地预言：“将来，人人（说得更精确些，是几乎人人）都将是统计学家——统计学将被确定为每一门社会科学的主题，而不是单独作为一门学科。”^[5]

奥格本似乎说对了：在他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主流社会学研究几乎完全是由定量研究手段，即以均值、方差等统计量为基础，以方差分析、回归曲线等线性统计模型为表现形式而构成的。

然而，二者的争论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分支学科的崛起使得以“理解的解释”为旨趣的定性研究方法显示了独特的魅力，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由于定量方法的滥用带来的方法论反思也为定性研究提供了生存空间。这重新燃起了实证主义与诠释取向之争的战火。莱文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定量社会科学”——他称之为“真正的社会科学”——虽然面对反对的声浪，但“它会赢得最后的胜利”；登茨与林肯（Denzin & Lincoln）则坚信，定性研究在近几十年来已迅速扩展，很快将会取代过时的定量研究。^[6]

定量与定性之间方法争论的焦点在于哪种方法能够更好地进行“概括”。借助概率抽样与推断统计，定量社会学很容易从样本信息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而以个案研究为基本研究手段的定性社会学则显得先天不足：如何从充满细节的、特殊主义的个案中走出，迈向宏大景观？

这是个案研究者必须回应的挑战，也是其研究旨趣所在。除了人物传记、项目评估、临床诊断这类只关注个案本身的研究之外，绝大多数的个案研究者都具有走出个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