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广东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女性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对604个失地农村女性劳动者就业情况的调查资料，对失地农村妇女就业状况进行描述和统计分析，应用经济计量模型对失地农村妇女劳动供给行为的决定因素进行经验分析，并对分析结论进行讨论，总结其政策含义。

一 资料来源及基本统计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女性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2005年对广州、深圳、佛山城郊“镇改街”、“村改居”过程中失地农村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被调查者750人，获得有效问卷604份。有关变量的基本统计见表1。

表1 影响农村妇女就业相关变量的基本统计

续表1

关于被访问者的人口特征、人力资本状况、经济依赖或经济支持等因素对她们再就业的影响关系及影响力度见表2。

表2 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经济依赖与就业率

续表2

表2显示，年龄是失地农村妇女就业率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体现出妇女就业的生命周期特性。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退出就业。就业率在18～35岁年龄段维持较高水平，从36岁起开始加速下降。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1]基本保持一致，所不同的是失地农村妇女就业率加速下降的平均年龄比城镇女性提前。姚先国、谭岚的研究表明，城镇妇女参与率在16～44岁维持较高水平，从44岁起开始加速下降。^[2]这一差异可能与失地农村妇女面临的就业环境更加恶劣及从事的职业或工种对年龄的要求有关。一方面，在城镇失业、下岗严重的情况下，那些年龄偏高的失业者因失业时间过长，对寻找工作失去信心，因此提早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失地农村妇女只能从事以体力为主的劳动，而雇主希望使用身强体壮的青年人。

文化程度反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含量，它通过提高就业的机会对就业率产生正向影响：（1）雇主一般要求一定的文化程度，在一定文化程度之上的人，容易找到工作；（2）根据文凭起信息甄别作用的假说，教育程度成为挑选高能力劳动者的识别方法，因此可以减少雇佣者的信息成本；（3）文化程度高的在获取信息方面具有优势。职业技能培训与教育一样，提高人力资本，并能缩短学习时间、减少学习费用，对就业产生正向作用。由表2可见，失地农村妇女就业率最高的是大专及以上组（89.13%）；其次是高中（70.30%）；再次是初中（41.16%）；最低是小学及以下组（39.39%）。这进一步证实了文化程度与就业率之间的正向关系。

本文将是否参加培训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考察其对就业的影响，主要基于政府在推进“镇改街”、“村改居”城镇化方式时，花了不少财政资源对失地妇女进行培训，试图以此促进她们尽快找到新的工作。从表2看，参加培训的195人中有153人已就业，就业率为78.46%；未参加过培训的409人中有152人已就业，就业率为37.16%。参加培训的就业率比未参加培训的就业率高出41.30个百分点。可以说，培训对失地农村妇女就业的作用十分显著。

就业经历，即过去是否从事过非农工作，对失地农村妇女的就业有较大影响。在表2中，有非农工作经历的283人，其中218人已就业，就业率为77.03%；无非农工作经历的321人，其中68人已就业，就业率为21.18%。前者比后者的就业率高出55.85个百分点。

家庭收入比丈夫收入对失地农村妇女就业的影响更大。^[3]一般来说，家庭收入越高，失地农村妇女就越可能不就业，但表2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收入少于5万、5万～8万、8万～10万、10万元以上组别的就业率分别为：46.99%、64.04%、65.52%、60%，大致显示出就业率随家庭收入增长而提高的趋势。

最后，孩子的年龄可能影响失地农村妇女的就业。通常认为孩子年龄越小，越需要母亲的照顾，因此可能暂时不就业。但表2的数据也不支持这一观点。相反，有0～5岁孩子的妇女就业率高于有6～15岁孩子妇女的就业率，前者是57.4%，后者是43.84%。可能是因为有0～5岁孩子的妇女，大多处于30岁左右年龄段，年富力强，有一定工作经历，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不会因生育子女而搁置工作，因此比较具有竞争力。有6～15岁孩子的农村妇女年龄偏大，接受新知识比较困难，竞争能力下降。加之严峻的就业形式，就业率一般在36岁以后就开始下降（前面已有论述）。

二 实证模型及实证结果

劳动经济学假定劳动力拥有者按照自己的偏好，在获得收入而工作与放弃工作而享受闲暇（包括休闲、娱乐、学习、料理家务、照顾子女等）之间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