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增权理论的提出

在中国，妇女遭受暴力的历史由来已久，暴力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也遍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受几千年传统父权思想的影响，这一现象并未引人关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以及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对妇女权益的关注成为各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妇女遭受暴力特别是在家庭中遭受配偶暴力的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配偶暴力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妻子对丈夫的暴力；另一种则是丈夫对妻子的暴力。众多学者的研究证明，在中国，丈夫针对妻子的暴力是更加普遍的现象，^[1]尤其是被配偶殴打致伤、致残、致死的几乎全是女性。简言之，一般“虐妻”，主要是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强制实施的危害妻子身体、精神和性的健康的不正当的行为，这种行为侵犯了妻子在身体、精神和性等方面的自由和权利。

在虐妻研究中，关于两性间权力关系的讨论并不少见。一般说，权力不仅是主体生而具备或拥有的资源，更加是该主体影响其他主体行动的能力，具备或拥有某些资源的权力主体更容易控制不具备或不拥有同样资源的权力客体，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控制会以暴力的形式出现。

从性别与资源的关系看，男性相比女性具备更多的资源，妇女的“无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两性间的权力结构成为妇女受压迫的重要原因。既往的研究都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受虐待的妻子相对丈夫以及其他女性，往往更缺乏各种权力，从而对个人处境、夫妻关系等的控制能力较弱，在暴力发生时常常只能被动地承受暴力。因此，有必要增加受虐女性的权力来达到缓解乃至消除配偶暴力的目的。

因此，为脆弱妇女增权就成为反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增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的提出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研究权力如何影响行为的一种尝试，因为个人行为的方式实际上是同个人具有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它试图解释个人如何通过社会介入增加他们的权力。^[2]作为弱势群体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增权理论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同女性主义的视角结合在一起，给予女性生活世界特别的关怀，成为应对妇女问题的一剂良方。增权理论认为权力是没有限制的，但是能够在社会介入的过程中产生，它强调增加三种不同的权力，权力彼此之间互相影响，并产生作用。^[3]

（一）个人层面的权力

个人权力指的是个人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个人，这种个人层面的权力相当于“个人效能”或“自我权力”。一个自觉到自身存在的个人，才能正视问题的产生或解决。增进个人权力的一个方法就是帮助个人界定并理解他已有的权力，包括对个人的事务作出自己的决定，也就是说，个人通过提高自我认识，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能力，最终对个人的命运做出决定。

（二）人际交往的权力

人际交往的权力指的是个人运用社会能力影响他人的权力。譬如个人可以在与他人交往中，意识到自己能够掌握谈话和决策的技巧，能从他人处获得支持，能与他人建立平等的关系等。影响个人人际交往的一些要素完全是可以通过技巧、后天的学习和努力得到改变的。因此，界定人际交往技巧缺乏、后天资源的不足和学习新的技巧是增权过程的一个关键步骤。

（三）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意指个人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手段影响组织、社区、社会资源分配的能力。资源的稀缺性和有用性，使得资源成为不同个体之间竞争的对象。个体如果能够在组织内部乃至更大的范围内对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具有控制的力量，那么，不论这种力量的性质如何，个体完全可能比其他人在资源的占有上具有更多的优势，从而便利地实现自身的目的。

本文试图在个案访谈、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出发，探讨增权理论在解决虐妻问题上的可能性和实际操作性，并希望以此为媒介，引起大众和学界人士对家庭暴力问题更加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二 缺乏权力的妇女更易遭受暴力

（一）经济资源缺乏导致的权力不足

在中国的权力结构中，女性普遍缺乏参与的机会和权力，在宏观系统中处于相对无权的地位，难以介入到资源分配和有关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当中，在譬如职业选择和职业竞争这样的重要问题上难以争取到同男性相同的机会，经济上不自立，无法控制经济资源，从而影响到个人权益的保护。例如，在访谈中，杨女士说：“我和他结婚后，他说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