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体制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步伐加快和当代科技的进步和发展，逐渐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特别是自2003年国家部署和实施文化体制改革以来，文化体制在若干方面已有了一定的突破。当前改革已触及深层次问题，旧体制中一些难点与核心问题已鲜明地摆到我们面前，需要作出明确的回答和合理的解决。可以预见，今后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将从分兵突进、外围突破向整体转型、核心嬗变方向演进。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和格局，迫切需要对新型文化体制框架进行总体的考虑和设计。构建新型文化体制框架是一项复杂艰辛的系统工程，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一 构建新型文化体制框架的复杂性

文化是社会整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构建新型文化体制框架，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考虑政治、经济、技术、历史等多种因素，需要放在总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对其艰巨性和复杂性进行综合而深入的分析。

（一）构建新型文化体制框架的复杂性源于中国社会三重转型的复杂性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复杂的社会转型，文化体制转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转型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新型文化体制框架。理解总体的社会转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化体制转型。转型是波及全球的社会运动，但与其他国家的社会转型不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三重转型的复合体。

1.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其起点可以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这个旷日持久的转型目前已进入后期，但却是最关键的转折期。站在新旧社会的转折点上，我们已看到了中国全新的现代型社会的曙光，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2.由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体制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体制的转型

其起点可以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算起，目前也已进入攻坚阶段。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中，经济体制的变革最快、进展最大。旧的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在社会整体转型的拉动下，在市场经济的强力推动下也在逐渐发生着移动和变迁，若干方面已有了实质性的变革和突破。但从总体上看，这两个子系统的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的变革。推进总体社会转型，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新型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从根本上启动并大力推进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变革。没有后两者的根本变革，非但总体社会转型无法完成，经济体制的变革也难以继续深入。

3.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就已开始了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目前这个转型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展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矛盾、新情况不断涌现，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现有的社会价值体系，困扰着全人类，以至于系统论创立者贝塔朗菲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我们还想在这个令人担忧的时代里活下去，就必须准备好对价值体系作一次必要的翻修。”^[1]在人类社会发展日益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个转型的出现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社会百年转型的历史进程和方向，也大大增加了总体转型的复杂程度，使原本清晰的转型目标、路径和框架变得模糊和摇摆。虽然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仍然处于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但由于发展的不均衡性，在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特征。因此可以说，伴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一定意义上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开始了由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三个转型虽然起点、规模、路径不尽相同，但在终点、目标、过程上都具有很强的趋同性和融通性。目前中国社会的变革就是这样三重转型的复合体，我们不得不把三重转型压缩在同一社会时空中进行。当今中国出现的一切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都逃不出这个大背景。可以预计，21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社会将彻底完成这三重转型，那时的中国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总体社会转型的一部分，其复杂性来源于社会转型的复杂性。构建新型文化体制框架一定要有这种大视野、大背景、大尺度的考量。我们要着眼于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着眼于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发展趋势，着眼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