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应该关注当代中国文化政策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成为人们公认的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但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它也正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文化体之一。全面考察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限于篇幅，本文仅选择文化政策当做观察当代中国文化的切入点——因为重大文化政策的出台本身就是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对它们的系统梳理有助于形成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地图。

本文所谓“文化政策”是指文化相关法律、法规和各级政府的政策。不过在中国，它优先指向两个权威来源，即中共历届代表大会报告和中国历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文化的部分。尽管这些文件的内容在出台伊始尚未定型为法律法规，但它们是“一切政策中的第一政策”（the policy of all policies）。

本文的文化政策观察聚焦于世纪之交以来的10年。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化政策进入了快速调整期。原因有二：从国内发展看，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已站在从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转变的转折点上，关注文化是这个转折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全球化影响来看，20世纪下半叶以来持续出现的传媒革命、知识经济与文化创意产业浪潮，把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逐次推向“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的转折点。这些新浪潮到1990年代末在中国显示出强烈的效应。如何应对这样的态势，成为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大问题。中国的文化政策在这个时期特别体现出“文化应对”特征。总之，国内发展的逻辑和全球化的发展态势要求中国在新世纪做出更大幅度的政策调整。世纪之交以后的文化政策演变特别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对全球化态势和国内发展的积极回应姿态出现在2000年。2000年底，“文化产业”主题在中国宏观文化政策层面上得到确认。在这之后，2003年中国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2005年中国倡导以落实公民文化权利为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2000年、2003年、2005年，“文化产业”、“文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三个时期及其对应的三大主题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政策发展的“路线图”。

上述三个主题的共同特点在于，高度突出文化领域进行“改革”的方针——“改则兴，不改则衰”。这个改革的核心是要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对文化发展战略（5～20年）、文化管理体制机制以及相关的政策环境进行“重构”。它意味着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文化观正在基本层面上发生根本解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显然，关注当代中国文化政策，为见证中国现代性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维度。

“文化产业”、“文化体制改革”和“公共文化服务”是10年来文化政策的三大主题，但这不意味着这些主题是这几年才出现的。准确地说，它们上升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大主题，意味着在国家宏观文化政策层面上得到“背书”（endorsement）。这种背书同时还给这些主题赋予了新鲜的甚至是全新的含义。

二 2000年：“文化产业”合法性的确认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里第一次提到“文化产业”。该文涉及“文化产业”的提法多达6处。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要“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2001年3月，这个建议又被中国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采纳，并正式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评价说：“至此，‘文化产业’这个近年来频频见诸报端的概念，第一次正式进入了党和国家政策性、法规性文件，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我国下一个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或译为“文化工业”）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本雅明（W.Benjamin）提出的“复制”概念。而在阿多尔诺等人的文化批判理论中，这个语词被赋予了强烈的贬义，意味着文化与资本商业共谋来阉割人们对理想与自由的追求。即使在当今许多国家的公共舆论和相关政策都对文化产业表示认可的情况下，在如何维护文化创造性和卓越性（Excellency）方面，依然不是没有争论的。但无论怎样，文化产业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中后期的产物，是与之相关的文化市场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