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09年09月 |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发生了深刻的观念革命和巨大的社会变迁。对30年来文化政策发展历程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更好地把握我国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以更加适当、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一 文化领域独立化——“领域分离”与文化发展战略的兴起
(一)文化领域从政治领域的相对分离
“领域分离”相对于“领域合一”而言,所谓“领域合一”,即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活动领域的功能很大程度上以政治为中心融为一体。[1]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总的文化政策方针,文化工作高度意识形态化,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高度合一。1978年以后,随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我国日益展开和深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完善,我国开始进入了社会全面转型期。就文化领域来看,“文化批判”的思路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工作重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这既是经济政策的调整,也为文化政策的转型开辟了广阔的空间。1979年10月,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这次“文代会”,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文艺战线的经验,明确新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复兴创造积极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相对“分离”的标志之一,成为我国当代文化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2]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下简称《决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要把培养“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决议》在全国掀起了一轮文化建设的高潮。1986年,上海率先召开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了关于文化发展战略的种种思考,首开国内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之先河。[3]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文化发展战略意识的觉醒,也带动了广州、深圳等城市对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中国文化政策逐步进入全面的探索和调整期。
(二)文化领域的独立与“文化发展战略热”的兴起——我国公共文化政策的起步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多极化格局形成,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文化产业大规模崛起,全球化带来所谓“文明的冲突”。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讲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南方讲话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思想理论界的困惑,推动改革开放走向新的历史阶段。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同时,十五大报告还拿出大量篇幅,专门论述文化建设,为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与重构“定调”。[4]
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在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带动下,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化发展战略热和新一轮的文化建设高潮,先后在全国兴起,几乎每个省市都着手制定自己的文化发展战略,文化战略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5]2000年以来,随着党的十六大高度评价文化的战略意义,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全面推进,各省市的文化发展战略纷纷推出,有的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有的提出“文化立市”,蔚为壮观。
(三)文化发展战略热的启示
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达到顶点,至今尚未结束的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热带来了多方面的思考和启示。
1.文化发展战略热究其实质,是我国推行市场经济后,政治、经济、文化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必然结果[6]
文化发展战略热首次凸显了“文化”领域的相对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独立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秩序”的生产不再仅仅依赖于政治,政治不再处于社会领域的核心位置,文化领域逐渐有了独立发展的需要。“文化发展战略热”也可以看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端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在政策层面的一种推进和落实。
2.文化发展战略热标志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