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经历多次金融风暴，然而全球化的进程方兴未艾，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措施遍及各界。即使影响公共服务（包括图书馆）的《服务业贸易总协定》暂时不会动摇本地的公营文化，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与英语国家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措施，已逐步渗透公共文化艺术部门。在许多国家，资源增值（削减资助）、放松管制（商业化营运）、考核成绩、订立指标等方法的应用，使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基础遭到蚕食，公民文化权利受到损害。

一 福利国家与公民文化权利

现代西方政府以公共财政资助艺术，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福利国家政策及文化权利思想。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大西洋宪章》，向世界昭示战胜纳粹之后的新秩序，并敦促所有国家公平贸易、发展经济、改善工人处境和设立社会福利。其中，有西方立国的人道精神，也有凯恩斯的经济哲学，认为工人须享有基本生计，才可以有购买力，以普罗大众的消费维系经济增长，如此便可避免民主资本主义政权的沦落，逃过德国在魏玛共和时期的厄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阵营的文化竞争、西方阵营的人权思潮及文化青年暴动，也刺激西方政府加大资助公共文化的力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教兴盛、自由开放与实践公民权利，是西方国家向苏联阵营炫耀的本钱。西方经济增长之后，在国家财政预算可承担范围内，文化资助有时是福利范畴，有时是教育范畴，有时是小区或公民社会建设范畴，有时纯粹是政府或领袖的文化倾向，有时是说不出口的政治原因。20世纪60年代，自法国发起的学生运动及青年权利参政运动，衍生出跨国界的文化权利思潮（civil right to culture），促使西方政府大量开列文化预算资助文化活动。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国家艺术团体享受公共财政支持，得到长足发展。而冷战后，新自由主义之风盛行，受公共财政资助的团体失去往日“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的礼遇，与医疗、教育、福利等公费范畴看齐，面临各种公共政策改革的压力。如要继续留在公共经费资助之下，便要承担种种政治经济任务，并仿效商业集团的种种行为。这种背景下，公营文化已由公共赞助（patronage）变为公共投资（investment），公民文化权利的空间受到挤压。

二 资助理据的衰变

总括而言，西方政府（特别是欧陆政府）资助文艺，理据有三：维护公民的文化权利，维持文化生态的平衡以及促进艺术创意的融汇与社会经济发展。

首先，公共财政支出应当维护公民文化权利，以提高公民文化素养，并以此维系文明而融洽的公民社会。而现代生活中商业力量不断侵蚀公共空间，市民原有的、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共享财（public goods）^[1]难以维持，很多文化艺术门类得不到恰当的保护，难以达到文化层次的平衡发展和多元并存，无法促进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和机会平等。

其次，因为经济与社会形态的改变，很多艺术文化品种在今天都难以独立生存，不单昂贵的高雅艺术（如歌剧和管弦乐团）如此，即使是民俗的乡野山歌和方言戏曲，在公共空间萎缩的态势下（如公共空间的商业化、私营化），同样面临困境。要促进公民社会的持续发展，政府不能坐视民众的文化生活趋向过分的单一化和庸俗化，而必须令公共领域内的文化艺术生活取得生态平衡、层次多元以及有思想深度。

第三个理由是近年的思维，特别是英国新工党的文化政策，强调文化资助是艺术及社会投资，可促进艺术创意的融汇（如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意念与人才交流），扶助创意工业，并且协助政府推行社会共融（social inclusion）与小区更新计划，促进社会公义。文化纳入公共资助系统之后，最终难逃议会的经费审查与执政党的政纲覆盖，往日的纯文艺赞助正向工具性的文化政策过渡。国际社会也开始重视文化在促进发展上的工具价值，1998年3月，联合国“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促进发展的文化政策的政府间会议”，促请各国将文化政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内容。同年9月，世界银行与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华盛顿召开题为“可持续发展中的文化”的会议，强调文化是公共投资。1999年10月，世界银行与教科文组织在佛罗伦萨召开年会，更以“文化有价”（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