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都市的发展，文化发展战略必不可缺。文化能够丰富城市人文内涵，提高市民综合素质，展示城市特色形象；能够优化商业投资环境，营造宜居生态环境，吸引创意人才汇集；能够培植新经济增长点，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增强城市整体竞争实力。文化对社会、经济乃至市民日常生活的作用如何评估，文化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衡量，文化活动的举办是否达到预期成效，市民文化权利实现程度如何判断，都需要我们在文化评估测量体系中，对文化指标作动态指数分析。从长远来看，文化指标将日益成为公共文化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管理工具。

一 各国文化指标研究的发展状况

美国学者乔治·格伯纳20世纪60年代在传播学中引入文化指标（Cultural Indicators，又翻译为“文化标识”）概念，它是指一套标示变迁和符号环境的系统，建立的作用是帮助决策和指导有效的社会行为。尽管格伯纳本意是说媒介内容是当代社会的文化指标，但现在看来其适用范围很广。对文化指标的理论研究及其运用的广泛讨论，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就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方兴未艾，^[1]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法国、美国、哥伦比亚、新西兰、西班牙、墨西哥、欧盟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等等。文化指标反映的是一个重要的信息需求，对体系里文化指数的观察和分析，并持续使用，将有利于文化决策者的工作，同时惠及普通民众的生活。文化指标被成功的运用于描述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公民的文化素养及文化需求状况；甚至对文化政策、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进行了观察、监测、评估，为国家文化政策的长期实施，为特定决策的制定提供了判定的标尺。文化指标研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意义已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现已成为文化政策研究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指标的建立也隐藏着复杂。由于统计数据的不易获得，加上文化问题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各地区对文化有着不同理解与认定，部分指标的界定也具有不确定性，这都使得类似研究的结果难以被科学准确地解读。因此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指标在文化政策中的实际操作仍处于不完善状态，尚未广泛运用于决策及政策推行层面。

“国际艺术理事会和文化机构联盟”（IFACCA）在2005年的专项研究报告中曾指出当前文化指标研究中有四个重要议题。^[2]其一，文化指标规划设计不良，不知如何使用。这既有文化概念难以准确界定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有指标设定过程中鲜有探究指标理论，或明确指标（标识）与资料库、统计数据之间关系，以及指标与政策评估、文化分析间联系的主观原因。其二，缺乏有品质的资料数据。指标的品质是建立在数据品质的基础之上，促进更多文化数据的收集有利于文化政策分析。但也有学者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缺乏数据，而是没有合理的使用现有数据。其三，指标框架过于庞杂。现有的许多文化指标框架出于不切实际的美好期望，包含数量众多、涵盖范围广泛的建议指标。大量的基础性指标整合了不同的文化政策焦点、统计变量、文化价值链上的不同层面，使得庞杂的指标框架难以运用于单一政策分析目标，大量偏离的指标也阻碍了实际操作层面上的运用。目前，此领域研究争论的主题之一是：如何发展限定数量的关键性指标。其四，政策目标模糊。文化政策的目标通常是抽象的，甚至是一些术语的模糊表达。有些分析观点认为文化政策具有较弱的理论基础，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抽象是文化政策所必然呈现的状态。无论什么原因，文化政策的抽象和模糊多少都会影响政策指标的清晰明了。

此外，IFACCA在研究报告中也指出：各国获取指标的方法各异，缺乏国际交流与协调。方法和架构上的差异与各国（地区）文化政策差异（存在不同的侧重点）有关，但如果有更多的合作与共享，将可以促进一些文化发展中普遍存在问题的解决，也有利于发展一套以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国际标准化的核心文化指标。目前，各国（地区）的统计口径不一，导致城市间的客观比较存在较大难度，有些统计数据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科学衡量的依据。可见，和其他社会指标一样，文化指标仍处于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尤其在运用于评估文化环境、监督文化政策及具体文化项目的执行上。

与国外研究领域相比，我国文化指标研究发展较为滞后，目前尚处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