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期刊发展的重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百废待兴，人民政府将期刊出版纳入关注之中。政府一方面对旧中国出版业进行了全面清查与区分，原有期刊分批登记，经过批准可以继续出刊。另一方面积极筹办体现新中国面貌的期刊，如《学习》（1949年9月）、《新华月报》（1949年11月）、《文艺报》（1949年9月）、《人民文学》（1949年10月）、《人民画报》（1950年7月）等。曾遭国民党政府查禁的进步期刊，如《世界知识》，也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于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复刊。

此时期因交通与发行环境等限制，期刊在发行上面临的困难较多，为此，人民政府管理部门采取了疏导措施，如将期刊纸型寄发各主要城市、分设造货点、活跃城市报刊零售等，力求解决期刊发行难这一“严重问题”。1952年，由当时出版总署、邮电部发出《关于改进出版物发行工作的联合决定》，又确定期刊发行工作统一由国家邮局这个唯一的渠道进行，以求有计划、有保证做好发行工作。

1949年2月组成的“出版委员会”，是中央指定的对出版工作进行集中领导的机构。出版委员会设有杂志科，负责期刊出版的管理，而且明确认识到：杂志是“出版工作的号角”（见出版委员会负责人黄洛峰1949年10月5日的《工作报告》）。1949年11月，在出版委员会等单位的基础上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设有杂志科，负责期刊出版的管理。

由于期刊出版秩序渐趋正常，对期刊发行市场的疏通日见成效，特别是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视与扶持，使经历过戊戌变法、“五四”运动、20世纪30年代等一个又一个发展高峰的我国百年期刊业，从此又开启了新中国期刊出版的历史新时代。

二 20世纪50年代期刊事业蓄势待发

随着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出现一派新气象，期刊出版也逐渐活跃，呈现起色。期刊品种从1949年的257种增长到1959年的851种，总印数从1949年的2000万册增长到1959年的52800万册。50年代中期，思想、文化领域里“双百方针”的提出，使期刊出版也如临春风，表现得风发活跃。回眸20世纪50年代，中国刊坛曾结出过累累硕果，它们为20世纪中叶中国期刊史留下了光彩记录。其中影响较大的，如时政期刊《学习》、《红旗》等；时政画报《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等；群众性期刊《中国青年》等；学术理论期刊《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文学期刊《人民文学》等；少儿期刊《儿童时代》等；文化综合类期刊《大众电影》等；科技期刊《中国科学》等；科普期刊《无线电》、《大众医学》等。一些创刊于20世纪前半叶的知名刊物，如《科学》（1915年创刊）、《中学生》（1930年创刊）、《考古学报》（1936年创刊）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出版，焕发着新的风采。以上众多刊物，从各个角度承担了为新中国建立后意气风发的中国人民武装思想、探索创造新世界之路，发展经济与科技教育事业，增强凝聚力，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以及滋润精神生活的作用。这些刊物在思想上尽管无法避免“左”的历史烙印，但其中不少佳品堪称一个时代的精神花朵。新中国刊坛在这一历史阶段里虽然并不平静，但从总体上看，它在形成自己独有的面貌，并为此集结力量，热情创业，给人以蓄势待发之感。

三 脚步沉重地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曾受到“左”的思想路线影响，阶级斗争范围渐渐扩大。新中国的期刊事业虽表现出蓄势待发的势头，但同样脱离不开这样的斗争大环境，难免经历曲折。

由于“左”的思想路线偏失并因之不断引发的思想文化斗争，使不少虔诚于理想与事业的期刊工作者常常陷于极大的不安和困惑中。阶段斗争往往成为难以预料的冲击力量，给期刊发展造成了方向偏失与力量挫伤。

从批判学术上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右派分子、批判右倾思想，期刊都自然而然地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这是20世纪50年代期刊发展的复杂一面。当绝大多数期刊工作者不由自主地频繁演绎这样那样的斗争时，对50年代期刊曾经显露的那一发展好势头，不能不发生影响。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又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期刊出版受到的影响，则是大量削减正在出版的刊物，以降低纸张供应等方面的压力。1960年我国期刊种数由1959年的851种降至442种，1961年又降至410种；1960年我国期刊的总印数由1959年的5.28亿册降至4.66亿册，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