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07年3月5日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引人注目地提出：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又好又快”，这一提法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半个多世纪中曾经使用过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多快好省”和“又快又好”的提法相比，“好”字首次排在了“快”字之前。“好”与“快”，两字顺序的对调变化并非简单，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深刻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探索历程；这一变化，充分反映了半个多世纪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大提高；这一变化，鲜明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大变化。

一 多快好省：新中国的最初探索

人们都熟知，“多快好省”是1958年提出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明代表性概括。这一总路线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努力，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人民政权得到巩固。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概括为“一化三改”，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从1953年起，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贫瘠土地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5年10月，在推进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1]这是“多快好省”这个提法的雏形。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体现在1956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中。这篇社论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首次完整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原则，并把这一原则由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广到作为指导各项工作的普遍原则。当时，这篇社论对“多快好省”的具体解释是：“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该社论虽然也指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但其所要强调的基调是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争取实现更高的发展速度，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在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影响下，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一种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倾向。因此，在党内工作中开展了“反冒进”。然而，到1957年10月，毛泽东对这一“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要重新恢复这一口号。^[2]随后，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重申了这个口号。

进入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再次重申“多快好省”方针，并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在1958年3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3]这就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有了一个初步的表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紧接着，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提出：“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该社论指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这样，原本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多快好省”，逐渐变成了以“快”为中心、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在实践中直接导致了以“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等为主要内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重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

在“大跃进”中，“超英赶美”时间表的变化，突出反映了一个“快”字。1957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