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传统，是把长期经济增长与周期性波动相分离。固然，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属于慢变量，例如人口因素决定的劳动力供给格局，通常不会直接影响宏观经济周期现象，但是，类似的慢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而增长方式影响投资活动，从而对宏观经济稳定性产生影响。特别是，当那些直接与资源禀赋相关的慢变量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时候，如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要素从无限供给转变为短缺时，增长方式与这种变化的适应性如何，就成为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的连接点。

近年来，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把增长与周期以及稳定政策联系起来的文献日益增多，许多研究者的确已经对相对长期的投资行为与周期性的波动之间的关系给予关注，并从理论和实证上做了一些工作（如Aizenman and Marion，1999；Ramey and Ramey，1995），但是，结合中国计划经济遗产以及转轨经济特点的相关研究仍然鲜见。在对中国的研究方面，在劳动经济学家做出人口红利即将完结、劳动力已经出现短缺的结论之后（如蔡昉，2005），从事短期宏观经济研究的研究者也给予反应，并分析了这种变化对资产价格的可能影响（哈继铭，2006）。

笔者已经在过去几年所发表的各种文章中，反复提供并更新关于劳动力即将出现短缺的证据，分析方法也是经得起推敲的。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我们希望经济学界尽快把这个问题的研究推入到关于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以及宏观稳定性的含义上，而不要继续停留在非实证性的关于是否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的争论上面。

早在2003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开始出现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随后，这一现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扩大到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而蔓延到中部地区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推动了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最近一两年，媒体不仅广泛关注劳动力短缺现象，而且已经注意到由此导致的一个可能的后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种“民工荒”现象，不仅是制度性因素引起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同时具有其人口结构根源。也就是说，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这种人口因素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完结，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到来。

伴随着各地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工资总体水平提高较快，企业劳动力成本出现上升趋势，许多人担心，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将会被削弱甚至丧失。国内外投资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和各类企业的经理人员，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个现象的敏感程度，要远远超过多数宏观经济学家。例如，黄益平、沈明高（2006）指出，近期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表明，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象开始走向终点，劳动力成本开始稳步上升。全球纺织网（2006）的一篇报道采访了参加2006年广州商品交易会的一些企业经理，听到关于因劳动力短缺而导致人工成本上升的普遍抱怨，并得到信息：过去一年之中企业的人工成本至少上升了10%。更有甚者，一些跨国投资企业已经开始把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重点转向印度、越南、孟加拉国等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周详等，2005）。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工资长期处于生存水平。当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大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时，如果前者继续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工资则必须上涨，相应地引起农业中工资水平的提高。可见，人口转变进入一个阶段，必然导致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进而引起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本文通过考察劳动力成本上涨趋势，讨论该现象的政策含义，提出延长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以及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轨的思路，并对相关的制度性安排提出政策建议。

一 劳动力成本上涨是真实的

在以往的文章中（蔡昉等，2006），笔者已经预测了在“十一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将不足以满足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从而劳动力短缺将不再是暂时性的和相对的现象，而是发展阶段的结果，是绝对的事实。以下我们分别使用宏观数据、微观调查数据和国际比较的分析，观察和判断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趋势。

首先，我们来描画城市工资水平的总体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