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的信息化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而且这一阶段还将持续一段时期；^[1]同时，城市是发展信息化的主要载体，因此，中国的信息化和城市化进程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是中国实现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前提和保障。然而就目前中国现实而言，一方面理论界尚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信息化建设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态势，城市间的数字鸿沟在拉大。这一切都表明，我国目前迫切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解答。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系统梳理并发展了信息化与城市能级理论，指出各类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况在城市范畴内具体化为城市能级，信息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是过程与结果、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信息化是提升城市能级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中国城市的信息化建设与城市能级的现状和信息化比较发达的城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指出了在信息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认识误区和问题。最后，本研究就如何通过信息化提升城市能级提出了相关政策措施。

二 信息化与城市能级基本理论

城市化是工业文明的标志之一，其特点是人口和经济功能的集中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城市发展也进入了全球性的高速增长阶段，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预示着城市数量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的集聚和辐射作用日益增强。与此同时，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不仅开始通过网络进行工作、购物、学习、医疗、储蓄、娱乐，而且可以在网上享受到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各种服务。

在这种背景下，信息交流的速度和规模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城市作为吸纳力强、辐射面广的信息集散地，理应充当信息化的先导，城市信息化已变成城市发展的新主题和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显而易见，传统的城市发展观念和管理模式不能适应现代城市前进的步伐，运用科学、整体、系统的思维来提升城市能级已成为必然趋势。在深入分析这一问题之前，本研究需要首先界定城市能级的基本内涵。

（一）城市能级的基本理论

城市能级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最早由中国学者孙志刚（1998）提出，然而理论界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多，最近几年才开始见诸政策性文件，不过仍较少见于学术类研究文献。^[2]城市能级在西方城市经济学（Urban Economics）体系中也没有与之对应的术语，但其分类方法借鉴了西方城市经济学的内容。

总体来看，人们对“城市能级”的理解和使用还比较混乱。孙志刚（1998）从城市的对外功能角度，将城市能级解释为城市对城市以外地区的辐射影响程度，这就导致其字面含义与实际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严格来说，其定义的“城市能级”改为“辐射功能”或许更恰当。本研究从更加全面的角度界定了城市能级的内涵，并建立起信息化与城市能级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

1.城市能级的内涵

为更加明确地界定城市能级概念的内涵，下面先分析城市竞争力和城市功能两个概念。首先看城市竞争力。城市竞争力也是在最近十几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中才出现的概念，国内外理论界还未在其确切含义上达成共识。Oral（1997）认为城市竞争力集中体现在城市如何利用自身条件为企业和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郝寿义、倪鹏飞（1998）认为城市竞争力是指城市在国内外市场上与其他城市相比所具有的自身创造财富和推动地区、国家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由倪鹏飞主编、每年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集中体现了国内学者对城市竞争力的跟踪研究成果。

比较来看，城市竞争力侧重于不同城市之间的横向比较，反映城市间的比较优势差异，强调城市的对外效果。城市能级则更全面地反映城市发展的效果，既体现城市间的横向差异，又体现城市自身的纵向发展效果，比如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公平问题，就是城市竞争力无法涵盖的。

再看城市功能。城市功能的确切定义要视划分的维度和层面而定，最重要的划分维度即经济发展，从宏观层面来讲，城市功能可以划分为集聚和辐射。集聚功能强调城市如何吸引各类生产要素，为己所用；辐射功能则强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如果向微观层面延伸，城市功能则可以按社会生活的领域，如经济、文化、政治等划分；再进一步，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