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农村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促进农民外出就业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七大提出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确立了实现社会就业更加充分的奋斗目标。2008年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进一步把促进就业放到经济社会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了促进就业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责任。2009年12月27～2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多渠道就业，加强技能培训，着力提高农民就业创业能力作为2010年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之一。北京市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新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对就业工作的扶持力度。大兴区作为城乡结合部，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向城市转移，统筹城乡就业，逐步实现城乡劳动者较为充分的就业，是大兴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大兴战略目标的重要课题。要实现城乡劳动者的充分就业，就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因此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需求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

一 大兴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需求专项调查结论

为了给城乡劳动力就业服务政策提供依据，北京市大兴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7年4月在大兴区范围内开展了关于农村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就业情况的专项调查，这是大兴区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劳动力就业状况的普查。调查范围是大兴区北京户籍城乡居民家庭中，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劳动力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男16～59周岁，女16～49周岁）；调查样本来源于大兴公安分局户籍处提供的全区男16～59周岁，女16～49周岁的人口数据（调查表获准文号为京兴统发［2007］8号）。该调查采用“入户面对面、信息本人填、微机集中录、分析搞调研”的方法，直接由村（社区）就业服务组织工作站人员入户登记，逐项问询填写调查表，采集劳动力资源信息。农村劳动力回收的实际有效样本量为185644份。

本文利用该普查数据库，采取分层抽样方法，通过剔除记录错误的数据，选取了10000个符合研究条件的数据。基于理论分析的框架，本文先采用单因素分析，确定劳动力就业转移培训需求的可能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对各因素影响的显著程度进行横向比较，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处理，最后得出综合性结论。^[1]

1.26～39岁的这部分劳动者倾向于接受就业培训

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组的劳动力培训需求没有显著性差异，年龄可能与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无关（见表1），但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年龄是影响26～39岁年龄段的劳动者的培训需求的正面因素（见表6），即这部分劳动者倾向于接受就业培训，他们离开学校的时间较长，并且在就业或者转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所学技能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就业的需要，同时，自己的职业生涯曲线正处于上升阶段，此时进一步人力资本投资的可能收益较大，因此这部分劳动者接受职业培训的可能性应相对更大。由于大多数16～25岁的劳动者或正在接受学校教育，或刚刚离开学校，接受就业培训的需求相对较弱；40岁以上的劳动者进入中年，职业生涯即将结束，额外的人力资本投资所得的回报将大大降低，因此，他们对职业培训决策的态度相对谨慎，职业培训需求相对较弱。

表1 不同年龄组下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

2.回族具有较强的培训需求

由表2可得，不同民族的劳动力培训需求有显著性差异，汉族的培训需求比率最高为44.77%（见表2），单因素分析显示民族可能与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回归分析显示，民族对培训需求有显著的影响，回族培训需求与其他民族比较有显著差异，调查中回族的转移就业意愿最强烈，其较强的培训需求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在就业领域和就业形式上更加多样化，所以对政府和中介机构提供的培训项目感兴趣。

表2 不同的民族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

3.性别、婚姻和政治面貌对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

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可能与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无关，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由表3可得，不同性别的劳动力培训需求无显著性差异，男性和女性的劳动转移率几乎相同。性别对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回归分析显示，尽管性别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转移就业的劳动者的培训需求并无明显的性别差异（见表6）。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