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来说，为加快区域协调发展，在特定区域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话，长三角的确是最佳选择之一。这里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1%（9.96万平方公里），人口仅占全国的6.6%（8300万人），创造了全国近20%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单纯从空间区位、经济密度、产业集中度、科技实力、人口素质等因素考虑，还未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长三角在率先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优势，因为文化是长三角历久弥新、稳定发展的“三角”之一极，而且是起着须臾不可忽视的基础、引领和板块作用的重要一极。文化因素将在长三角率先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 共同认同长三角同根同源、同盛同衰的历史人文

（一）远古同根同源

长三角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根据考古发现，长三角地区有悠久的历史和共同的祖先。“早在50000年前更新世晚期，江浙沿海发生的第一次星轮虫海浸，使大部分平原沦为浅海，地处浙西山区的建德，就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建德人’。到了近20000年前第二次假轮虫海浸海退后，才露出了浙江沿海平原，从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在江苏吴县太湖三山岛上发现的旧石器遗址，说明当时的平原自然条件已优化，原始的‘建德人’已从山地走向平原孤丘，并进而至太湖地区开始渔猎生活。到了距今七千年前的第三次卷转虫海浸，吴越先民又再度向海拔较高地区流散，而在长江下游的杭州湾两岸，已遍布吴越先民的足迹，相继出现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以后又出现菘泽文化、良渚文化……”^[1]

史料显示，距今7000年左右，由于长三角大自然变迁，导致同一起源的不同群体相对隔离，形成文化特征同中有异的两大支脉：一是以浙江东中部宁绍平原为中心的河姆渡文化，一是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显示出两大支脉又重新合二为一，形成基本特征一致的文化形态。距今2600年左右，长三角分为吴、越两国，但“两地的居民却大多是百越人。所以，《越绝书》中多次说到：吴越两磅，‘同气共俗’，‘同俗并土’。《吕氏春秋》中说得更明白，它引伍子胥说吴王的话：‘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土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也然’”^[2]。此后，自秦以来，至汉、三国、南北朝、唐、宋历代，战争、居民迁徙、民族融合等导致长三角文化已经不存在质的差异。

（二）近代同盛同衰

历朝历代长三角都属于同一行政区划，直至清代，长三角还隶属江苏省。元、明、清时期，长三角已经是中国经济最为繁盛的地区，元代就有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清代“乾嘉盛世”时节，长三角是全国人才、赋税和物产的重要来源地，徽、晋商人大多聚集在扬州、苏州、杭州一线开展盐、茶、丝、布匹、艺术品等经营活动。但是，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导致长三角经济、社会、文化的自然进程被迫中断，加速了长三角自然状态的农商经济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急剧转变。

上海开埠是这一转变的关节点。大量海外烟土、轻纺、医药、军火、机械等产品直接从上海这个国际性码头登陆，然后转运至全国各地。同时，外国商人凭借强权和资本，以上海为基地大肆掠夺性开发中国丝绸、瓷器、茶叶和矿产资源。清政府的“洋务”也逐渐集中到上海办理。开埠后的上海对扬州、苏州和杭州的农商经济形成巨大冲击，民族自然经济日趋衰落，江、浙一些有实力的商人不得不携资到上海发展。这些商人或选择开办实业，或从事进出口贸易，或投资娱乐产业。“上海滩”特有的“冒险家”环境，吸引和集聚了江、浙大量人才、资金。基于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客观判断：如果说上海开埠之初是被帝国主义打开了一扇畸形的门户，那么，江、浙人才、资金和物资的大量流入，却是导致上海一度繁荣的真正原因。上海开埠以后的人口构成变化也很能说明问题。百余年来，上海人口中来自苏，浙两地的移民占了大半，宁波人、苏北人在上海长期拥有自己相对独立而稳定的生活空间和文化习俗。江苏的启海地区，60%的家庭有上海亲戚，浙江萧山地区70%以上的家庭有上海亲戚。直到20世纪30年代，江、浙、沪三分格局才正式形成。种种情形似乎表明，即使在多灾多难的历史环境中，长三角依然保持着内在一体互动的深厚渊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