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对于几乎所有的缅甸观察家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一年。这种意外的产生，源于2011年前后缅甸国内政治变化所形成的鲜明反差。2008年，缅甸军政府公布的新宪法是军队主导立宪的产物，充分代表和反映了军方的利益和诉求。^[1]2010年11月，缅甸举行的全国多党制大选更不符合西方的标准与要求，因此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抨击。同年11月7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缅甸大选“深表失望”，认为大选“既不公正也不自由”。^[2]因此，当2011年3月缅甸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和发委”）将权力移交新成立的政府时，外界普遍认为这只不过是军政府玩弄“新瓶装旧酒”，假“还政于民”的把戏而已。但新政府上台后，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并且这些变化赢得了西方国家的认可和积极回应。缅甸国内发生的这些变化，足以在缅甸的历史发展中留下浓重的一笔。

一 “有秩序的民主”政治变革

2003年8月30日，缅甸公布了“七点路线图”计划，分七个阶段实现缅甸的“有秩序的民主”。这七个步骤是：第一，重新召开1996年之后一直休会的国民大会；第二，在顺利召开国民大会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能产生真正的、有秩序的民主制度的程序；第三，按照国民大会制定的基本原则和细则起草新宪法；第四，举行全民公投，通过宪法；第五，根据新宪法举行自由、公平的议会大选；第六，根据新宪法召开由议员参加的议会会议；第七，由议会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和议会产生的政府及其他中央机关，领导国家建设一个现代、发达和民主的国家。^[3]

对于“有秩序的民主”，缅甸军政府强调其所设计的民主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而是根据缅甸的国情、文化和价值观而实践的一种缅甸式民主。缅甸军政府主张的这种民主模式理念，同当年奈温（1962～1988）所推行的“缅甸式社会主义”的“缅西合璧”逻辑颇为相似。实际上，2008～2011年缅甸国内政治的变化，即军政府实施“七点路线图”的结果。具体就2011年缅甸的政治变化而言，下面将从“有秩序的”和“民主”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变化的双重属性。

首先，缅甸军政府在向新政府移交权力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军队内部的权力分配方面，实现了平稳过渡，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和动荡。^[4]2010年11月，缅甸举行的多党制大选中，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以下简称“巩发党”，USDP）获得1154个议席中的882个，此外根据宪法规定国会1/4的议席保留给军方。选举结束后不久，军方开始确定其内部出任议员的人选。最后，缅军共推出388位代表担任议员，其中下议院人民院110席，上议院民族院56席，省、邦议会222席；军方推出的代表绝大多数是下级军官，95%是少校和上尉（368人）。对此，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分析说，这“既有象征性意义也有实际的考虑。考虑到军衔和级别在缅甸极为重要，但是指定下级军官担任议员象征性地代表了军方对议会主义者的不屑”。^[5]不过，此举主要是军方出于掌握议会投票权的实际需要而为。2011年1月，新议会召开首次会议，前和发委第三号领导人吴瑞曼（原三军总参谋长）当选人民院（下议院）议长，前文化部长钦昂敏出任民族院（上议院）议长并兼任国家议会联合会议议长，同时14个省、邦议会也选出各自议长。所有中央和地方议会的议长和副议长均由巩发党的代表担任。2月，缅甸联邦议会选举了前任总理吴登盛为缅甸总统，前和发委第一秘书长吴丁昂敏乌和腊戍掸族文学与文化会主席赛茂康为副总统。新内阁任命的30位部长，绝大部分来自前军人政权或者刚退役的军官。根据2008年缅甸宪法的规定，缅甸当局还成立了最高权力机构——国防与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统、副总统2名、联邦议会两院议长（人民院、民族院）、三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国防部长、内政部长、边疆事务部长和外交部长11人组成，这11人或者来自军方，或者有军队和巩发党的背景。缅甸新政府的组成清楚地反映出对此前军人政治格局的延续，军队在缅甸新的政治权力结构和安排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缅甸新政府在维持“有秩序”运转时，也启动了一系列重要的民主化改革措施，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吴登盛总统甚至被称为缅甸的“戈尔巴乔夫”。在2011年缅甸的政治变革中，政府与昂山素季的对话与互动是最大亮点之一，其最终标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