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中国民办教育既没有2002年等待《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的期盼，也没有2004年对《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失望，除了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即所谓“假民办学校”的高歌猛进之外，对其他民办学校而言，生存的压力变得更加沉重，而国家税务部门要对民办学校普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文件和传言，则使民办学校受到财政和信心的双重打击，民办教育的红旗到底还能坚持多久？迷茫、失望、沮丧的情绪在不断蔓延。但与此同时，中国民办教育的规模还在扩大，中部、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对于发展民办教育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创新精神，这种强烈的反差预示中国民办教育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转型，还是死亡？成为2005年中国民办教育的关键词。

一 我国民办教育历史回顾

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7.85万所，在校生1769.36万人，比上年增加352.96万人，增长24.92%，其中民办普通、成人高校228所，在校生139.75万人（含独立学院学生）；民办其他高等教育机构1187所，注册学生105.33万人；民办普通高中2953所，在校生184.73万人；民办中等职业学校1633所，在校生109.94万人；民办普通初中4219所，在校生315.68万人；民办职业初中24所，在校生1.49万人；民办普通小学6047所，在校生328.32万人；民办幼儿园6.22万所，在校生584.11万人。

2004年，民办教育规模在扩大。民办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139.63万人，占普通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1O.47%，比上年提高了3.16个百分点；民办普通高中和中职在校生294.68万人，占各级整个普通高中和中职的比例达到8.21%，比上年提高了1.36个百分点；民办幼儿园在园人数584.11万人，占全国在园幼儿比例为27.98%，比上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1]

民办学校的校均规模也在持续扩大。1996年以来，各级民办教育学生数的增长要远远超过学校数的增长，表明了民办学校的校均规模在持续扩大，见表1。

表1 1996～2004年中国内地民办教育发展统计

与数字展示的民办教育的蓬勃发展景象不同，2004年对于中国民办教育的举办者、办学者和广大教师来说是一个充满了失望的年份。2004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在大家的无比期待中终于出台，但其中“允许公校办民校”、对“合理回报”实施程序控制、搁置“产权归属”争议等内容让许多人感到困惑和失望。2004年7月2日，教育部考试中心在其网站发布“教育部关于取消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的通知”（教发［2004］24号），使四百多所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突然面临重大生存危机，而这一公共政策是在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台的，其程序上的缺陷显而易见，也透露出教育部对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合法权益的某种冷漠与轻视。2004年11月15日，国家发改委在网上公布《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对民办学校收费行为采取了严厉的行政管制，尽管在最后形成的正式文件中有所改进，但手段之简单、严厉，以及其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使民办学校还以为是政府工作人员把《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以前的文件发错了。

曾经是中国民办教育第一品牌的南洋教育集团整体易主，是2004年的民办教育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重要的负面事件。在南洋教育集团总裁任靖玺发表的《教育炼狱十年——南洋教育集团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玺自述》中，作者最后总结到：“民办教育面临的一切苦难，源于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垄断权力和利益控制，源于教育行政部门对民办教育的歧视和打压，源于一切教育官僚不顾国家民族命运只顾谋取部门垄断利益。”

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标志着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开始进入法制化轨道。但2004年3月5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由于其中的相关规定使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合法化，对教育市场结构和学校的市场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传统意义上完全由民间资金举办的民办教育被迫调整方向，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转型提前到来。^[2]

2004年的中国民办教育发展依然表现出地域的分布特征。在办学模式上，除了广东的“教育储备金”模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以外，浙江的“股份制办学”模式、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公办学校改制”模式仍然是当地民办教育的典型特征。在类型特征上，有陕西的民办普通高等教育、江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