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有两个重要的教育纪念日，一是科举制度废除100周年，二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20周年。100年前的废科举，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20年前的《决定》，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教育制度变革的起点。回顾和反思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轨迹，可以为面向未来的教育发展和改革提供重要的经验和借鉴。

一 科举废除百年引发各界反响

1905年9月，清政府宣告废止在中国实施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历史地看，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国社会政治、教育及人才选拔制度改革的必然。由于当前中国教育、人才选拔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其与历史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成为一个契机，引发了人们热烈的反思和讨论。

2005年9月初，厦门大学举行了“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越南、巴西等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一百五十多名学者对科举制与科举学进行了多学科的探讨。9月9日，《新京报》推出了32个版的“科举百年祭”特刊，通过评论、纪念新闻、调查、历史演义、回溯科举历史、科举社会影响、科举地理、科举与国学、后科举时代的教育历程、后科举时代教育家、科举与近代教育转型、科举与当代教育、后科举时代名校调查、科举文章赏读等方式和板块，再现了科举1300多年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任继愈、成中英、潘懋元等著名学者，以及一批研究历史、教育、政治、哲学的学者与媒体从业者，发表文章参与了这一讨论。

讨论展现了对科举制度和废除科举制度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和任何古老的传统一样，科举制也是长短互见、优劣并存的。它作为一种选官制度，其价值主要是正面的。西方社会的文官制度、我国目前的统一高考，都是对它的借鉴继承。通过统一考试制度，形成“学而优则仕”的精英选拔机制，在1000多年前便已确立了根据人的教育程度分配社会地位的知识优先的准则。与此同时，教育制度与政治制度合一，赋予教育极强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求学与功名利禄直接挂钩，助长了“读书做官”的价值观念和实用态度。定于一尊，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考试，形成手脑分离、劳心与劳力脱离、读死书、死读书的学风，以及在教学过程中，师道尊严、死记硬背、考试至上之类的弊端。它成为“五四”新教育和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批判、改造的主要对象。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选官制度，汉代的察举制、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以及科举制度在创立之初，都具有选拔社会下层有才能人士的功能；但在实行一段时间后，无一例外地成为既得利益者把持社会上升权柄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科举只具有工具性的功能，不能把封建制度的属性和弊端都归因于考试制度。只有变革社会政治博弈的规则，才有可能重建新的社会秩序与结构。

今天对科举的讨论，直接指向对现行高考制度的改革：是否应该改、能不能改和怎样改。对此，主管部门和专家意见纷纭。一些人认为统一高考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最公平、高效的制度，至少是最不坏的制度，要慎谈改革。反对者认为统一高考造成当今“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端，教育制度改革刻不容缓，高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方向是地方化、多元化和多样化，改变一张考卷考所有学生、一次考试定终身、一分之差决定命运的现状。中国台湾地区和一些国家的高考改革已经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二 回顾《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与科举废除百年的热烈反响相比，社会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二十年的反应就显得有些冷淡。尽管近些年教育问题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却少有从历史维度来分析教育体制改革的得失与走向。

二十年前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中国教育从“文化大革命”阴影中走出来以后，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进行制度变革的真正起点，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所产生了历史性作用。文件写作过程中十易其稿，邓小平看过草稿批示“很赞成”，^[1]并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2]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3月，颁发《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