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0日，宁夏一名13岁的小学毕业生因学习差、担心择校费而自杀。“择校”与“择校费”问题又一次成为尖锐的公共话题。据悉，2003年1月至2005年8月，各地和有关部门共查出教育违规收费16.9亿元，而这仅是教育“收费”问题的冰山一角。曾几何时，我国的教育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帜下，加速了“市场化”的变革，各种形式的增加教育收费的做法在“市场”话语体系中被合法化。自2004年1月教育部三位高官在不同场合对“教育产业化”的政策给予否定之后，各类媒体上质疑、反对和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早已酝酿并计划推出的研究生收费，也于2005年的9月被证实暂停实施。人们纷纷揣测，以加速市场化为取向的教育制度变革是否已进入了一个临界点？

一 2005年的“教育产业化”之争

关于是否应该发展教育产业，在2004～2005年的争论发生之前，学术界是已达成了一定共识的。普遍的看法是：教育产业作为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形式，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国目前教育的供给量和选择性，而且它所带来的市场竞争也有助于促进我国公办教育改善其不计成本、资源浪费以及培养规格与职业市场脱节等方面的不足。

我国改革开放后关于教育产业和产业化的讨论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从1992～1993年开始，关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管理体系和办学模式的探讨，教育产业和产业化的话语开始浮出水面。第二次是1999年扩招政策前后，关于教育具有产业属性的讨论。这是一次相当充分的讨论，也达成了学术和政策的共识，即“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产业属性”。最近的讨论与前两次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发生在公共媒体上，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主要是一种社情民意的表达。在主题上，此次争论也与上两次很不一样。此次争论的核心，突出表现为对“收费”问题的关注——高等教育的“高收费”和中小学教育的“乱收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的调查表示，子女教育费用在中国居民总消费中排在第一，超过了养老和住房。这使得教育高收费问题，成为2005年的社会焦点。事实上，揭开此次争论的是对1999年扩招政策的反思。扩招之后进入大学的毕业生面临结构性失业和初薪的下滑，高额的学费投入和低回报，使社会的教育期望落空，并演变为不满和批判情绪。

与此同时，教育部也反复声明历来反对教育产业化。语气最坚决的一次，是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于2005年8月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教育收费畸形增长、各地执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不力的情况进行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他认为中小学乱收费主要“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高等教育的乱收费主要是高校的责任，“有的高校收费上了瘾”。他对教育产业化的强烈批评，使他成为年度焦点人物。

围绕收费问题而展开的教育产业化之争，除了争论谁的“过错”，事实上还潜藏着一股“教育产业化是不是背了黑锅”的争论。“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产业化带来的，而是产业化不彻底所致”的观点在教育产业界和某些学者间很有代表性。^[1]他们认为，现实的问题不是因为产业化，而恰恰是因为产业化程度不够，结果导致该产业化的私立（民办）学校没有条件产业化；不该产业化的公立学校资源却被大量用来“产业化”（“收费化”），公立名校变成掏老百姓腰包的“提款机”。中小学教育乱收费高达至少2000亿元，而乱收费的主体，恰恰是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实际上，十几年来的教育改革始终没有打破“部门垄断”的局面，而任何行政管理如果决策权、财权、执行权三者合一，都会蜕变成行业垄断。因此，当务之急不是声讨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而是要打破垄断，彻底改变议行合一、裁判员兼运动员的教育管理体制。

笔者在分析各方论者的背景时发现，赞成教育产业化的学者多半是经济学背景出身，而反对者，尤其是激烈批判的人士则多半是媒体上的小民，他们的批判话语多半都是在2004年政府风向转变之后才大肆涌流出的。可以这样说，2004～2005年度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主要是“责任”之争、“罪过”之争。

二 “教育产业化”的表现形式

中国关于教育产业的争论没有停息过，但“教育产业化”的实践却远在该名词出现以前就悄然成长，并随着理论和观念上的激烈争议和对抗而快速发展。

关于教育收费（和乱收费）的问题，2003年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