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服务业的高度发达，使“服务社会”成了经济发达或现代化的代名词。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促进服务业的更快发展，早日实现现代化，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基本任务之一。

但实际上，一些服务业研究的经典文献显示，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是在“不知不觉”中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服务业在其发展的初期，并未引起人们包括学者的注意；另一方面，当服务业的发展引起人们包括学者们关注的时候，服务业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比重了。例如，维克托·R.富克斯在他著名的《服务经济学》前言中即开门见山地说道：服务部门又称“第三”部门或“剩余”部门，在经济研究中长期受到轻视，这是不幸的。^[1]的确，当富克斯于1963年开始他的服务业研究时，美国服务业的产值比重早已超过了50%；到他的《服务经济学》出版前的1967年，美国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也已达到了55%强。但当他开始服务业研究的时候，却发现“美国经济中这个庞大且发展迅速的部门还很缺乏资料”。同样，赫伯特·G.格鲁伯等人在《服务业增长的原因与影响》一书中的开头中也明确表示：对加拿大服务业的研究是由人们对服务部门大规模增长和持续增长现象的普遍关注促成的。^[2]因为到1981年，已有足足70%的加拿大人是生产服务的。所以该研究的“发现”之一是，服务业在加拿大“声誉不佳”是不公正的。同样，中国首都北京市的服务业比重在2003年已经达到62%的高度，不但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但人们似乎对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或感受，在谈到北京市服务业发展的时候，“观念落后”仍被看做阻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以此说明人们仍然没有从思想观念上重视服务业的发展。

诸如此类的事实表明，虽然发达国家的服务业都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相当高的比重，并都出现过服务业迅速发展、比重快速提高的历史阶段，但是，我们很难从中发现明显的“人为痕迹”，似乎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巨大调整都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并非是由政府的某项政策或某些措施有意促成。加上西方学者对于服务业的研究走的多是实证的路子，也使我们很难从中看出明显的政策含义。相反，由于发达国家高比重的服务业，使“服务社会”成了经济发达的代名词，致使许多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后发国家皆提出了一些明显的服务业促进政策，包括中国。加之服务业所包括的行业众多，不同的行业之间差别极大，很难看到对于服务业发展具有共同作用的一般促进政策，而以分行业设计政策的居多。因此，分析世界范围内服务业增长的一般轨迹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众多以现代化为发展目标的后发国家来说，也许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一 世界服务业发展的一般轨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就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服务经济”国家，即第一个一半以上就业人口不从事食物、衣着、房屋、汽车或其他实物生产的国家。富克斯因此判断，美国正在经济发展方面开创一个新时期。^[3]

以美国为先导，世界上经过工业化革命陆续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服务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就业在全社会就业中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并日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使服务业最终取得了国民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服务业的发展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趋势。全球服务业产出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56%上升到1998年的61%。^[4]

因此，人们将产业结构变化或服务业增长的一般规律描述为，由于产业规模的扩大及结构升级，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必然要从农业向工业过渡，进而再向服务业转移。^[5]

最早提出三次产业概念及分类的费雪认为，“综观世界经济史可以发现，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在初级生产阶段上，生产活动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第二阶段以工业生产大规模的迅速发展为标志；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初，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不是继续流入初级生产和第二级生产中，而是流入旅游、娱乐服务、文化艺术、保健、教育和科学、政府等活动中。”^[6]

在相关理论中最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伴随经济进步而产生的劳动力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