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城镇就业状况全面好转，就业总量持续上升，失业率逐年下降。伴随就业数量持续上升，工资也出现了较快增长态势，它不仅表现为城镇职工的工资较大幅度上升，而且还表现在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长。同时，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荒”现象，即企业招聘农民工困难问题。2003年春季，这种现象在珠江三角洲初现端倪。在随后几年里，它逐步蔓延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内陆省份，并引起了有关中国劳动力市场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广泛讨论。

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与宏观经济走势有着密切联系。2001年以来，在出口和投资的拉动下，中国经济迎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强劲经济增长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推动了就业结构调整，使得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需求作出反应。不过，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物价水平上涨较快，宏观经济出现了从偏快转向过热的苗头。针对这种变化，政府提出2008年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预防宏观经济因素对持续稳定增长带来的冲击。本文将利用宏观经济数据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观察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特征，讨论宏观经济与政策因素调整对劳动力市场未来供求形势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 高增长阶段的就业变化

（一）经济增长

21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的快车道。从宏观经济阶段性增长来看（见专表2-1），2001～2005年GDP年平均增长为9.6%，与改革初期的增长率一致，低于“八五”计划（1991～1995）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但高于“七五”计划（1985～1990）时期和“九五”计划（1996～2000）时期的经济增长率。2006年经济增长继续加快，增长率上升到11.1%。2007年经济增长比上年进一步加快，达到11.4%。

专表2-1 1978～2006年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变化

在这一轮强劲经济增长中，投资和净出口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个车轮，国内消费需求仍显乏力。专表2-1显示，投资拉动成为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力量，对GDP贡献由“九五”计划时期的25.1%上升到“十五”计划时期的51.1%，提高了26个百分点。2006年投资贡献有所下降，为41.3%。相反，2006年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大幅度上升，从“十五”计划期间的平均7.7%上升到19.5%，上升了11.8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对GDP贡献作用一直保持着下降趋势，从改革初期的71.4%一直下降到2006年的39.2%，下降了32.2个百分点。由于投资、消费需求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三者占GDP的构成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到2006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分别为49.9%、42.5%和7.5%，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与“九五计划”时期相比分别提高了5.9个百分点和4.4个百分点，而最终消费同期下降了10.3个百分点。

较高的储蓄率是形成高投资率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国的储蓄率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中国高储蓄的形成既来自城乡家庭的较高储蓄率，也来自近年来企业储蓄率的大幅度上升。2005年，中国家庭储蓄率大约在16%，企业储蓄率则超过了家庭储蓄率达20%，政府储蓄率为5%（Kuijs，2006）。低利率也是刺激高投资的重要因素。低利率意味着资本使用的低成本，进而促进了企业的投资冲动，将大量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中国目前1～3年名义贷款利率约为6.6%，如果扣除4.8%左右的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仅为1.8%。最后，利润率上升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的投资冲动，从而形成了高投资率。

出口激增主要得益于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的改变。中国自2001年底成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之后，伴随着国内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并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制造业产业出口和贸易依存度大幅度上升，吸引外资数量剧增。2001～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从38.7%上升到63.7%；同期吸引外资数量从692亿美元上升到2002亿美元，是2001年的2.9倍。这些变化有力地通过出口拉动了经济增长。

分产业来看，非农产业部门成为推动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部门。专表2-1显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是第一产业的两倍以上，而且第二产业增长也快于第三产业增长。例如，2006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13.0%和10.8%，而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只有5.0%，前者分别是后者的2.6倍和2.2倍。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拉动下，国民经济结构发生着相应调整。农业在GDP中的比例从“九五计划”时期的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