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转折点及其内涵和关系

世界银行在其最新报告《东亚的复兴》中，一方面对以中国为主要引擎的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警告东亚经济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特别指出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该地区普遍存在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Gill and Kharas，2007）。这种观察恰好与很多学者注意到的一个现象相互印证：一个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并且在达到3000美元之前的整个期间，通常处于一个社会问题敏感区。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尽管经济增长可能很快，但社会问题也会大量产生，进而积累起社会矛盾。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形成社会危机，从而中断正在进行的经济增长。2006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2042美元，处于世界银行所定义的826～3255美元的低中等收入组。

当人均收入低于一个特定的水平时，增长的主要制约是资本积累水平低从而投资不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也很低。在此期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比较传统的。即在这个阶段，核心是如何通过积累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使经济增长进入起飞阶段。如果能够克服某些要素瓶颈，即使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也都可能导致经济发展。但是，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不同的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就会体现出来。如果所实施的发展战略不能形成充分就业格局，不能使经济均衡地增长，从而收入分配不能达到相对均等，就会造成社会分化，并且这个程度越来越高，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如果社会政策不能适时、有效地应对这种局面，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这时，传统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不再那么重要，其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就会起更大的作用，如发展战略、社会政策、收入分配，及其导致的社会稳定程度。其中，导致分化的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国家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动荡，使经济增长停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度提高。根据大多数研究者的观察，无论使用哪种度量指标，中国城市和农村个人或家庭之间的收入和消费差距，都反映出典型的不平等趋势。根据学者们的计算（Ravallion and Chen，2004），全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2002年进一步达到0.46。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的水平。分城乡的情况观察，农村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提高到1997年的0.34和2002年的0.38，而城市这几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6、0.29和0.34，提高幅度比农村大32个百分点。一旦把城乡居民合并起来观察不平等程度，总体基尼系数在每一时期都高于按照农村和城市分别计算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0.30，1988年就达到0.38，2002年高达0.45，说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5）。可见，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配公平，是保证社会安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国成功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已经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树立了榜样，形成了实践中的中国模式和理论上的“北京共识”（黄平、崔之元主编，2005）。中国如果能够实现成功地缩小收入差距的社会目标，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为世界发展实践和理论作出更加重要的贡献。自从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普遍出现“民工荒”以来，这一现象进一步蔓延到全国其他地区，甚至在劳动力输出的中西部省份，目前也广泛存在着普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由于这个现象已经不是短期的或周期性的，而有其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基础，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两个部门中的传统农业经济部门是逐渐缩小的，而现代经济部门则是不断扩大的，推动这个过程的重要机制就是劳动力从前一个部门向后一个部门的持续转移。恰恰是这个劳动力转移，把我们依次引向三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现代经济部门的增长速度快，它吸引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就快。而与此同时，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却在下降，以致反映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相应下降上面。于是，终究有一天，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会超过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这时，虽然劳动力依然丰富，但过剩的程度却降低了，现代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如果维持相同的速度增长，就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