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过程，是一个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在一系列动态变化过程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标志着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要素积累及其禀赋结构改变迫使过去依靠要素投入推动增长的方式难以为继；同时，经济增长过程中积累下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又面临着新的改革要求。如果讲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那么，这种积极的变化对新阶段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性的政策含义。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尚有较大分歧。赞成和反对的观点都主要利用相关数据来评论劳动力市场变化。2002年以来，“民工荒”从局部到全国的全面蔓延，农民工工资上涨，以及农业边际劳动力生产率变化等，都预示着中国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蔡昉、都阳，2007）。然而，一些学者质疑这个判断。他们认为，2006年中国农业就业数量有3.25亿人，占就业总量的42.6%。如果利用国际经验推算，农业增加值占GDP下降到12%以下对应25%的农业就业比例，那么，中国仍有1.5亿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充沛的大国，在目前收入阶段上谈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为时尚早。

归纳起来，上述反对意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似是而非”的现象，即Red Herring现象。^[1]这种现象并非只发生在讨论中国案例的情况下，实际上，在发展经济学的历史上有很长的传统（Ranis，2006），不少对二元经济模型的批评要么属于理论不清、要么属于事实不清。解决这两个问题，一是要重新回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实际上，刘易斯在1979年对其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作了进一步澄清和归纳，我们有必要在本文中对此加以论述。二是要回到中国经济的现实。当然，宏观数据是一个必要的参考。然而，如果利用微观数据对宏观数据加以印证，目前的争论将会迎刃而解。一个要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宏观数据上来宽泛地讨论，这不仅让事实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而且还会贻误时机，失去千载难逢的良好发展机遇。

本章将着重论述中国刘易斯转折点问题。除了给出利用劳动力市场的经验证据外，我们还将给出人口转变、储蓄率变化和城市化发展等方面的经验证据。劳动力市场变化是刘易斯转折点的一个侧面，这种变化往往与其他要素市场和经济结构变化紧密交织在一起，共同地形成了驱动经济增长的合力，推动着中国经济起飞和走向成熟。本章余下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什么是刘易斯转折点，第二部分讨论中国剩余劳动力数量，第三部分考察农业工资率变化，第四部分给出了相关的经验证据，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发展含义。

一 什么是刘易斯转折点？

对刘易斯模型的理解偏差是造成上述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确切来讲，这种争论主要以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文章为基础，讨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出现枯竭和消失等问题。在这篇开创性的经典文献中，刘易斯利用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来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过程。

这种二元性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的不对称性，即现代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高，能够产生经济剩余，而传统部门受土地和人口因素制约，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甚至是零或负数，从中转移出部分劳动力，不仅不会减少总产量反而会提高人均产出水平。现代部门通过把剩余再投资形成新的资本，使其不断扩大，从传统部门源源不断地吸收剩余劳动力，直至其完全被掏干，至此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两个部门之间劳动力生产率差异随之消失，劳动力市场走向一体化。

按照这个模型假设，刘易斯转折点是从劳动力剩余的二元经济走向成熟的一体化经济的分界点，当经济发展越过该点之后，传统部门中就不再存在剩余劳动力。目前，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批评意见，多是从这个模型出发，指出中国农业部门就业数量依然庞大（景武，2007），城镇面临着新增劳动力供给压力和失业等问题（周天勇、胡锋，2007；孙自铎，2008），民工荒只是一个假象（潘璠，2007），从而推断中国没有出现刘易斯转折点。从理论角度看，上述的批评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