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有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很多，估计的结果存在很大差异。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激励效果显示出来，绝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相信，农村有大约30%～40%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为1亿到1.5亿（Taylor，1993）。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推算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进一步增加。例如，卡特等（Carter et al.，1996）的估算为1.72亿，剩余比例为31.5%。到了21世纪，人们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和比例的估计不仅几乎没变，甚至还有所提高。例如，刘建进（2002）估算的结果是，200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高达46.6%，绝对数量超过1.7亿。

这些估计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注重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关系的测算，但忽视微观个体特征和行为差异对农村劳动力配置产生的影响。这一方面容易造成对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总量关系判断产生偏差；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农村劳动力微观特征的把握，也很难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劳动力转移政策。在本章，我们首先讨论以往众多研究基于“农业需求劳动力”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可能存在的缺陷；然后利用微观资料，观察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状况，并根据微观特征，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量规模。最后，我们根据所估计的结果，就进一步发掘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潜力，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 基于“农业需求劳动力”估计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缺陷

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显著的方面，就是劳动力市场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绝对贫困集中于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尤其是非农部门的迅速发展，为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必要条件。然而，尽管非农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持续增加，但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有多大，却是一个具有广泛争议的问题。一直以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大多是用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减去既定的农业生产能力下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得到。这种估计方法虽然直接，却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缺陷。

首先，在城乡经济关系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逐步加强的情况下，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配置不仅取决于农业生产能力及其产生的劳动力需求，也取决于农产品价格、非农部门的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等多种因素。

在二元分割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一个静态的、绝对的概念，即特定的技术水平和农业生产条件下，除了农业需求的劳动力，其余的劳动力都可以称之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在城乡之间产品和要素市场相互联系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则成为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农户的劳动力配置不取决于农业部门的实际劳动力需求，而是取决于劳动力配置对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边际收益大小。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和农业需求劳动力水平，就不能成为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的依据。

实际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关系逐步改善，劳动力市场逐步一体化的局面已经形成。一方面，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农村劳动力占城市就业规模的比重已接近一半（蔡昉主编，2007）；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流动的频繁，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也在逐步加强（蔡昉、都阳，2004）。这就意味着，农户有条件根据非农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和农业的收益，决定其劳动力配置的部门。而兼业经营和直接、间接的撂荒等现象的日益普遍，则更说明农业劳动力需求数量难以估计，也就难以成为估算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的基础。

其次，在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发育的情况下，农户的劳动力配置行为，也逐渐转化为劳动者根据劳动力市场信号进行个人决策的过程。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是否在非农部门就业或者迁移到其他地区从事经济活动，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和个人的保留工资水平。另外，即便是农业生产需求以外，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也需要考虑各种可能存在的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选择。对于任何一个群体的劳动力，都存在三种可能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不例外。

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劳动供给特征、流动性、保留工资和市场分割等因素，城市中的农村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