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对医疗卫生改革的讨论受到媒体注意，摘要报道如下。

一 巴德年等联合发言建议下届政府设置国家人口与健康委员会

巴德年代表长期工作在医药卫生战线上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9位院士委员作联合发言，题目是《加快覆盖城乡居民医疗保健制度的建设及早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卫生事业得到空前发展，许多传染病得以控制，性病被根绝，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指标都有了明显改善，曾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等机构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2%的卫生保健问题。遗憾的是，时隔20年后，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WHO排在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被排在第188位，全世界倒数第4位。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与我国飞跃发展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我国的国家性质相差甚远，医药卫生事业的严重滞后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瓶颈。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淡忘了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忽略了“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理念。

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向世界宣布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承诺，没有兑现。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卫生投入列入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科目，姑且不说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开支均占GDP的10%以上，就连巴西也为7.9%，印度为6.1%，赞比亚为5.8%，中国只为2.7%。而且，中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在整个医药卫生总支出中的比例，也逐年减少。1985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38.58%，1995年为17.97%，2000年以后只剩下15%左右。相反，让老百姓掏腰包、支付医药费的比例却逐年增加，1985年为28.46%，1995年为46.40%，2000年以后竟一直接近60%。其实，贵不贵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态感受”。只有当自己不得不消费，而自己的经济条件又难以承受时，即刻就感到贵。老百姓有病看病，是一种不情愿消费，但又不得不消费的极特殊的消费形式。消费多少不是由患者自己决定的，而是由病情决定、由医院决定的。如果像大多数国家那样，病人的医疗费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由医疗保障体系承担，病人只是去看病、拿药或者动手术，他们就不会感到贵了。多年来，我国某些部门以“中国国情”为由，宣称中国不能走国外全民医疗的老路，要走一条自己的“改革路”，走的结果是走到了第188位，走到了老百姓极不满意并无法承受的地步。

2006年10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强调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从而指明了我国卫生改革的方向，确定了医药卫生事业的基本属性，为及早解决“看病贵、看病难”这一棘手难题，提供了政策依据，指出了光明前景。某些省市政府已开始行动，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天津市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已全面铺开，农民的年平均医疗保障金已达130元；南京市已宣布全市所有居民实行医疗保障制度；陕西省政府已把全省的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列入地方事业编制，解除了基层医药卫生人员的后顾之忧，并与李嘉诚基金会一起，逐个装备乡镇卫生院，确保农民兄弟就近看病，有医有药。

2005年，我国GDP已居世界第4位，2005年比2004年净增国税5500亿元。2006年比2005年净增国税超过8000亿元，而2005年全国全部医药卫生总支出为6900亿元。也就是说，仅一年间净增的国税就足以满足全国全部的医药卫生消耗。中国已有能力、有财力解决中国人民的医药保健问题。当然，我国国大人多，用钱地方很多，确需统筹兼顾，但制订一个中国人口与健康的5年乃至10年规划和工作进度，以确保胡锦涛总书记的指示及早落实，建立起100%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制度，并逐年提高保障水平，是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

现在的问题是中央财政主要投向何方？是像过去那样，主要投向城市，投向医疗机构，投向大医院；还是面向百姓，让老百姓最大限度地得到国家的关爱，分享改革开放和国家富强的成果。我们主张中央财政主要投向建立健全覆盖全国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包括新农合和城市居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和运转。地方财政也应当主要投向医疗保障体系、乡镇卫生院的装备、社区医疗服务的装备和人才培训。至于属于国立、公立的大医院，也要加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