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中国就业形势，并非以劳动力市场冲击这种简单和单向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在就业冲击与劳动力短缺、农民工返乡与回城、失业率上升与下降等一系列扑朔迷离的现象中展现。如果不加分析地去看瞬息万变的表面现象，就很难准确地把握当前和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大势。本文尝试从中国劳动力供求长期趋势和短期矛盾出发，剖析支配就业形势变化的规律，为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走向提供一个参考。

一 冷暖鸭先知：认识宏观经济波动中的就业

我曾经用“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诗来形容面对2004年以后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及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的切身感受与反应。而当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以出口产品订货减少的方式，开始冲击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时，这句诗恰好可以改为“春江水冷鸭先知”。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认识宏观经济形势，也许主要不是依靠失业率等劳动力市场指标，但是，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说，与就业相关的各种切身体验，恐怕比GDP增长率、M2发行量等板着面孔说话的宏观经济指标，都来得更加及时、准确和重要。

在美国，联邦政府每个月都会公布就业形势的最新数字，主要指标分别是基于家庭调查和企业调查得出的机构就业和失业信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早晨，一批被挑选出的记者准时获得劳工统计局独家发布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并给予报道后，常常给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伯纳德·鲍莫尔，2005）。

在中国的劳动力统计项目中，虽然同样包括家庭调查和企业调查，但由于调查结果汇总和发布较慢，不能满足判断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形势的需要。通常，我们可以不定期地获得季度登记失业率，以及反应更加迟钝的在若干劳动力市场上收集的岗位供求信息。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是在大致的就业判断之下做出的。

图 劳动力市场状态指标变化

随着用下岗补贴的方式进行失业保障这个历史使命的完成，到2003年，下岗职工这个群体在统计意义上就不复存在了。那些尚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则转而领取失业保险金。因此，这一年登记失业率达到最高水平4.3%，随后逐年下降，直到2007年的4.0%。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显现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登记失业率上升到4.2%，2009年第一季度又提高到4.3%（见下图）。同样，在2008年以前，用劳动力市场上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表示的求人倍率，呈现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就业冲击中日益恢复的趋势，2007～2008年高达0.98。但2008年第四季度求人倍率下降到0.85，2009年第一季度为0.86。

中央电视台记者曾经问克鲁格曼，其最关注哪些宏观经济指标，回答是：就业信息和采购经理指数（PMI）。大致是在本次金融危机期间，由里昂证券亚洲分部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分别统计的这个指数——PMI闪亮登场，广为关心宏观经济的人士所引述。这个指数在2008年骤跌之后，2009年初开始回升，并分别于3月份和4月份超过了50这个基准线。此外，月度和季度的一系列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也都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回暖。相应的，就业指标也应该有所反映。我们的猜测是，调查失业率和求人倍率在第一季度之后，应该处于逐月恢复的势头。

值得讨论的是，应该如何认识就业指标，即这类指标究竟是宏观经济中的先行性指标还是滞后性指标呢？众所周知，劳动力需求是一种引致性或派生性需求，是由经济增长本身引起的。更具体地说，认识中国特有的就业形势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至少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

我们首先要认识的是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既然经济增长引致劳动力需求，宏观经济的周期必然反映在就业波动上。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基（Rawski，2001）就曾经利用这种相关关系，根据1998年就业的“零增长”现象，质疑当年GDP增长率7.8%的真实性。与就业增长一起用来质疑经济增长率的指标，还包括如用电量和运输量增长等。不过，撇开就业“零增长”是一个错误结论不说，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被用来间接佐证宏观经济的指标，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就业、能源使用、运输量等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十分大——当经济处于上行趋势时，这些投入的增长势头更为强劲；当经济处于下行趋势时，它们的跌落也格外显著（Cai and Wang，2002）。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是有其特殊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