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东欧政局剧变后，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在“回归欧洲”的同时，强化了同美国的政治和同盟关系，这种关系在2003年大部分中东欧国家签署宣言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时而达到了顶峰，因此一度出现了“新欧洲”之称。伊拉克战争之后，中东欧国家同美国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逐渐趋冷。

2009年，中东欧国家同美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以两个事件为标志：第一，美国重启美俄关系后，中东欧国家22位杰出人士联名在网上发表（7月16日）致奥巴马政府的一封公开信，呼吁美国不要忘记中东欧国家；第二，美国宣布改变其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设施计划（9月17日）。这两个事件反映出近年来中东欧国家和美国关系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多重意义：在双边层面上，它将影响中东欧国家和美国的相互认知及其未来关系；在欧盟层面上，它将决定中东欧国家在政治上是否第二次“回归欧洲”，进而对欧盟形成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产生积极影响；在欧洲大西洋关系层面，它将对未来欧美关系，以及北约的战略定位产生微妙影响。

一 中东欧国家亲美情结的历史渊源

中东欧国家政治上的大西洋取向受四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中东欧国家经历过纳粹和集权制度；第二，美国在帮助（中）东欧国家摆脱“旧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美国是推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洲大西洋机构的主导力量；第四，美国在欧洲的积极存在，可以平衡其他欧洲大国（德国和俄罗斯）的影响，从而使中东欧国家争取和捍卫自身利益。可见，中东欧的大西洋主义根植于历史（过去一个世纪中十分特定的一组历史经验）、国家战略利益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历。

多数中东欧国家心存这样的认知：（许多）中东欧国家的独立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外交实践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协约国和苏联共同打败了纳粹德国。冷战期间，美国在推行“索南费尔特主义”^[1]的同时，又“孜孜不倦”地帮助中东欧国家摆脱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2]。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对东欧战略的核心是人权和民主。虽然这项政策在许多西欧国家受到嘲弄，但受到中东欧国家持不同政见者的热烈追捧，并视它为“七七宪章运动”、“团结工会”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旗帜。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批评波兰宣布实施军管。美国的一些机构（全国民主基金会、“自由之家”和美国工会）对波兰“团结工会”给予物质和财政支持，帮助波兰反对派生存下来，为后来的圆桌会谈奠定了基础^[3]。

1989年政局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希望迅速“回归欧洲”和加入跨大西洋联盟。由于加入欧共体（欧盟）是一个长期目标^[4]，加之脱离华约后出现了“安全真空”，中东欧国家将近期目标锁定为加入北约^[5]。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拥有决定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东欧国家朝圣华盛顿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对以往支持的回报，东欧剧变后中东欧国家积极回应美国在全球倡导的“自由”和“民主”行动^[6]。随着欧盟内部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入盟的中东欧成员国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努力成为欧盟的核心，要么找到平衡核心的方法。中东欧国家在“自强”的同时，希望密切同华盛顿的联系，以期在政治上与法国和德国平衡。

二 中东欧国家和美国关系趋冷的原因

2003年1月30日，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会同欧洲其他五个国家，签署了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八国公开信”；2月5日，由波罗的海三国、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组成的“维尔纽斯十国集团”（2000年成立，旨在相互支持早日加入北约）的外长们签署了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立场的公开信。结果，中东欧15个国家中的13个（南斯拉夫和波黑除外）支持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强硬立场，并因此获得了“新欧洲”的称谓。

中东欧国家在伊拉克没有利益，它们支持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信美国的理念^[7]和共同的价值观念，而不是简单的国家利益所驱动。中东欧国家在伊拉克战争中投入了一定的军事人员和物资^[8]。

中东欧国家希望由此得到美国的回报。它们希望获得伊拉克的重建合同、美国增加对中东欧国家军事现代化的援助，以及中东欧国家居民免签到美国旅行^[9]。然而，令中东欧国家失望的是，美国并未在上述方面满足它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