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期间，北京市保持了经济高速平稳增长的态势，北京市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济的增长带来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不仅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改善和生活状况，同时也使居民的消费结构进一步改善升级。

“十五”期间和“九五”期间相比，北京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结构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变？下面，我们将通过实际应用较为广泛的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北京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进行实证分析。

一 方法说明

ELES（Expa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模型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R.Stone于1954年提出，之后于1973年由C.Liuch修改扩展完成。其基本思想是：把居民的消费品分为n类，假定消费者对其中某一类商品的消费支出由对这种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和额外消费支出组成。基本消费支出是维持居民基本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而额外消费支出由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除去所有消费品基本消费支出后的部分决定。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就是：

V_i=E_i+β_i（Y-∑E_i）；i=1，2，3…n　　　　　　（1.1）

其中V_i表示居民对第i类商品的实际消费支出；E_i为居民对第i类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Y为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β_i为第i类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β_i（Y-∑P_iX_i）就是对第i类商品的额外消费支出。若设P_i为第i类商品的价格，Q_i为对第i类商品的消费量，X_i为居民对第i类商品的基本消费需求，即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需求，那么就有

V_i=P_iQ_i；E_i≡P_iX_i

令

α_i≡E_i-β_i∑E_i=P_iX_i-β_i∑P_iX_i　　　　　　（1.2）

则有

V_i=α_i+β_iY　　　　　　（1.3）

这有点类似凯恩斯的消费需求函数，我们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估计出α_i和β_i的值。使用ELES模型的好处在于，我们不仅可以计算出边际消费倾向β_i的值，我们还可以求出基本消费支出E_i的值以及每类商品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并且在求价格弹性的时候不需要用到价格的变量值。

二 北京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为了比较“十五”期间和“九五”期间北京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我们分别选取了中间的一年来进行比较。“九五”期间，我们选取1998年的数据；“十五”期间，我们选取2003年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北京市统计局的统计年鉴。表1是1998年北京市1000户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消费数据，表2是2003年的数据。

表1 1998年北京市1000户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

表2 2003年北京市1000户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2003年与1998年相比，随着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城市居民的各项消费支出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消费结构如何变动还需要通过模型的计量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1.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根据前面ELES模型中（1.3）式的结果，我们通过分别对1998年和2003年八大类商品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最小二乘估计得出各类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统计结果见表3和表4。

表3 1998年北京城市居民收入消费结构统计结果

表4 2003年北京城市居民收入消费结构统计结果

从表3中可以看出，1998年北京城市居民八大类消费品中消费倾向β_i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家庭用品及服务、食品、居住、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衣着、杂项商品与服务、交通和通讯、医疗保健。

从表4中可以看出，2003年北京城市居民八大类消费品中消费倾向β_i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交通和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食品、居住、家庭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衣着、杂项商品与服务。

从这两个时期边际消费倾向排序的比较中可以初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从“九五”时期到“十五”时期，交通和通讯的消费支出排序由第七位上升到第一位，说明“十五”时期汽车和手机以及通讯的消费已经成为北京城市居民的最大消费热点。

（2）“十五”时期，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排序上升到第二位。这说明，随着对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北京城市居民对文化教育消费的投入增长加快，居民对未来的教育支出预期增大，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成为家庭消费的又一个热点。

（3）家庭用品及服务的排序由第一位下降到第五位，杂项商品及服务由第五位下降到最后，这两项排序的下降说明在“九五”时期北京城市居民家庭用品以及杂项商品的消费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而这些家庭用品和杂项用品一般以耐用品为主，更新换代程度不会很快，所以“十五”期间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