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现象。广义的“城中村”概念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生活区；其狭义的概念是指在规划市区内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农村经营体制的农村社区。北京市的“城中村”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在建成区内环境脏乱的城市角落。这部分“城中村”经过奥运会前3年的集中整治，公共环境已经有了明显改观。第二类“城中村”主要是指规划市区范围内的行政村。它们大多位于城乡结合部地区，具有人口高度密集，公共设施严重不足，生活环境脏乱差等基本特征，是当前北京市在城乡统筹过程中需重点关注和着手治理的地区。

一 北京“城中村”的基本特征

北京“城中村”的情况变化与流动人口数量变动呈现正相关关系。总体而言，“城中村”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问题日趋严重。

奥运会前夕，在京登记的非北京户籍的流动人口为855万人。其中规划市区范围内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即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流动人口高度密集，其数量占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60%。特别是处于四环与五环之间的城乡结合部地区流动人口高度聚居，77个街道乡镇中流动人口万人以上的就有71个。相对于街道而言，农村乡镇的密度更高。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仅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个区，包括规划城区外的地区就有“城中村”300余处，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数量倒挂现象十分普遍，流动人口数量超过本地人口几倍、十几倍的情况不在少数。总体而言，北京的“城中村”有几个特点。

一是万人以上规模的流动人口聚居的行政村（点）数量多，规模大，已经由前期的四环路附近逐渐外推至与八城区交界的环城带。据2009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城乡结合部地区流动人口数量超过户籍人口的社区（村）有667个，其中万人以上流动人口规模的社区（村）达到81个，比2007年的55个净增26个，增幅达47.3%。随着五环内行政村城市化改造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开始向外扩散，“城中村”外移现象明显，已经由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个近郊区向与之接壤的大兴、通州、顺义、昌平和房山的环城带地区推进。

二是靠近建筑工地、建材、家居、各类商品批发交易市场、科技园区的“城中村”流动人口规模庞大。例如昌平区东小口镇紧邻北京最大住宅区之一的天通苑。镇属东小口自然村，户籍人口不足2000人，但高峰时的流动人口数量达2万人之多，朝阳区南磨房乡情况也类似。位于东南三环路交界处的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十八里店村，因建有远近闻名的建材一条街而吸引了众多商户，流动人口高达2万多人，而全村的村民也只有1500余人。需要指出的是：在北京“城中村”居住的并不都是低收入的农民工群体，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校漂族”、“北漂族”，也是“城中村”的常客。近期不断被媒体曝光的海淀区唐家岭村就是一个流动人口高度聚集的“城中村”。它因毗邻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中关村软件园、永丰产业基地、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等高科技园区和中国管理软件学院，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校漂族”、“北漂族”。目前村内住有约5万流动人口，是户籍人口的近20倍。

三是以农民出租房屋为主的“城中村”和以乡村承包、租赁土地形式出现的流动人口聚居大院，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我供给、自我服务的次生经济圈和低层次生活链。一些规模较大的流动人口聚居村点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功能齐全、自我供给、自我服务的小社会。

四是大规模、高密度的违章建筑屡拆屡建，生活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安全隐患突出。伴随着流动人口向“城中村”的聚集，仅靠农民的自有房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流动人口的居住需求，于是在原有宅基地上加高或者翻盖扩大租房面积，成为“城中村”农民的自然选择。出于造价低廉、快速增利的考虑，不少出租房屋达不到安全居住要求，私搭乱建的简易、简陋房屋严重影响着租房者的居住安全。北京郊区原有的村镇建设是按照户籍村民的需求设计的，现有“城中村”人口的剧增，使水、电、道路、公厕、垃圾处理等公共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目前城乡结合部多数地区农村居民吃的还是井水，由于市政污水处理设施及其地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