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5日，《北京青年报》刊发了甘肃省农民工王斌余在宁夏石嘴山工地因讨薪受辱而连杀4人沦为死囚的消息，十分震惊。这则消息连同新华社记者写的评论，我连看了三遍。第三天，我又请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宋振远同志一起座谈，了解了一些背景情况。一个好端端的农民工怎么会一气之下连捅5人，使三个家庭家破人亡？在我们这样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几年党和国家一直在强调要贯彻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对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也一再强调要关注他们的疾苦，维护他们的权益，现在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人间惨剧，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一 他为什么要当农民工

王斌余从小就是一个懂事的孩子，6岁时死了母亲，父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民，还有个弟弟。家里生活困难，他没有欢乐的童年，从小就同父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上学了，要帮父亲干农活、操持家务、照顾弟弟、做饭洗衣服。上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三四岁的他就和父亲一道撑起了他们的家。穷人的孩子早懂事，他深知要改变命运，就应该上学念书，知事明理。他自己辍学，却一直想让弟弟读书。

王斌余的家在甘肃省陇东甘谷县，这里山大沟深，常年干旱，植被稀少，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生产条件极其严酷，早在100多年前即被左宗棠称为“陇中苦瘠甲于天下”。这里地处高原，年降雨量只有300多毫米，无霜期仅120天，三亩地的产量不如东中部农业区的一亩地。这个县实际是一方水土已经养活不了一方人。改革开放以后，虽经上下努力，扶贫工作有很大成绩，但仅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上学、看病、婚丧嫁娶、修房造房都要花钱。钱从哪里来？要靠外出打工去挣钱。好在国家进行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劳动力，于是大量的农民就进城打工挣钱来了。王斌余就是其中一个。

王斌余自己说：“在家里，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猫一样，总想逃出去看看。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改变命运，为自己争口气。”他父亲王立定说：“儿子很不容易，从小生活不如别人，在家又做饭又洗衣，大了又到外面打工。村里人不出去打工，就没法生存。”有的城里人认为农民为什么不在村里待着，不好好种田，非要跑到城里来打工？问题是像王斌余这样千千万万农民在农村难觅致富门路，种田不足以让他们小康。

王斌余17岁就出来打工了，他的弟弟14岁时也跟着出来打工了。农民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为了过比较宽裕的生活；农民出来打工是为了见见世面，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所以决定出去看看，长长见识；农民出来打工也是为了改变命运，为自己争口气。王斌余怀着改变命运的美好憧憬到城里打工来了。他到城里来的想法与千千万万个农民工是一样的。概括地讲，农民外出进城打工就是为了生存发展，为自己争得“生存发展权”。

二 王斌余到城里打工遇到了什么

纵观世界各工业化国家，都有一个由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都有一个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农民转变为工人、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中国要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国家，也一定要实现这两个转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工业化、城市化。在1953～1957年期间，每年有500多万农民进城，转变为工人、职员，同时也就成为城市居民。那几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多百分点。由于那时学习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1958年又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挫折。不得已，开始实行把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并且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以应对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本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但实行的时间一长，逐渐形成了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农村率先改革，农民得到了自主和实惠，农业生产大发展，农村第一次出现卖粮难、卖棉难。按说，到1980年代中期，限制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前提条件已经改变了，就应进行户口制度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没有变，错过了机会，农民只能就地办乡镇企业，出现了大量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的重点转到城市，城市的二、三产业大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与此同时，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时又是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