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通货膨胀压力来自投资膨胀而非消费

对于我国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或是总体上的热派，结构上的冷热派。从经济结构上看，存在“三冷三热”，即农业冷、工业热，西部冷、东部热，消费冷、投资热。这些问题是长期形成的。投资膨胀，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症。1958～1978年的20年间，平均积累率（资本形成率或投资率）为33%，而消费率为67%，这被经济学界称为高积累、低消费时期。1978～2003年的25年间，平均积累率（资本形成率或投资率）上升至38%，而消费率仅为62%。与前20年相比，消费率下降5个百分点，而积累率上升5个百分点，这难道不是出现更高积累、更高投资、更低消费了吗？更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的积累率（资本形成率或投资率）竟然高达42.9%，成为我国仅次于1959年“大跃进”时期的43.2%和1993年的43.5%的第三个高峰。东亚金融危机出现后，我国从1998年起实施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的方针，但消费率却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58.7%降至2003年的55.4%，下降3.3个百分点；而投资率（资本形成率）则由37.4%上升至42.9%，上升5.5个百分点。扩大内需方针实施的结果仅仅扩大了投资，而压缩了消费。在这个意义上，把扩大内需视同扩大投资，这就从根本上扭曲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排除政府消费，单以我国居民消费与其他国家居民消费相比，更显示出我国消费不足的严重性。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3年）》的资料，中国居民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比全世界平均数61%低13个百分点。我国确实存在着消费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不是说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而是指相对于投资而言，消费的比重下降了。

对于我国消费不足的严重性，有的人不仅视而不见，反而还高唱消费膨胀、投资不足的调子。如果说目前我国存在着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是来自投资膨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是最好的证据，运输如此紧张也是很好的佐证。当然，这个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也很不一样。在宏观调控上不宜一刀切，应区别对待。不过有一点，对那些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重复科研，以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投资项目，绝不能手软，要坚决制止。

二 低效益是高积累、低消费的根源

我国为什么长期存在高积累、高投资、高资本，或者说为什么长期存在低消费，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效益差、积累效果差、投资效果差。为了说清这点，让我们先讲几句经济学原理。

积累率（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取决于多种因素。简单说，它直接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二是积累或投资的效果，即单位积累或投资取得的GDP数额；三是消费基金总额及其增长速度。前两个因素与积累率的关系，可写成这样的公式：积累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积累效果。第一个因素和第三个因素同积累率的关系，可以写成这样的公式：积累率＝（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资金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前一个公式侧重从生产领域表明积累率与国内生产总值、积累效果的关系，而后一个公式侧重于从分配领域表明积累率与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资金的关系。

从我们分析上述问题出发，第一个公式可以改写成：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积累效果×积累率。这个公式告诉我们，要取得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不外乎两个途径：其一是提高积累（投资）效果；其二是提高积累率。当积累（投资）效果没有提高甚至下降时，要取得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惟一的途径就是提高积累率。这就是我国经济所走过的道路。

20多年来，虽然我国的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但是经济效益和投资效果却明显下降。在经济效益和投资效果下降的情况下，要取得GDP的高速增长，惟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提高投资率，这就必然形成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高速度。可见，低效益是高积累、低消费的根源。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我们不仅不反对高速度，而且提倡比较高的切实的高速度。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千真万确的。中国的一切问题最终要靠经济发展来解决。所以，发展经济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是，如何发展呢？如上所说，有两条路：一是提高效益，少花钱，多办事；二是增加投入，多投入，多办事。现在的问题在于，前一条路费力，没有人去走；而后一条路省力，争着去走。因此，跑部门、跑项目、争投资，是不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