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之骅、沈宗武同志最近撰文，就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与制度创新的关系进行探讨。作者认为，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乃是针对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它有力地促进了30～4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形成后，社会主义还应不停地进行制度创新，如此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但是在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长期处在继续发起制度创新与拒斥制度创新的矛盾对抗中，其结果是一再错失社会主义制度继续创新的良机。最终，从80年代中期起，在变革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时，苏联改革不但没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继续创新，反而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作者的观点是近年来相关问题研究中的一家之言，欢迎读者就此进行讨论。

制度创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不同社会制度间的更替，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替代封建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另一种是同一制度内的不同的制度实践形式的变革。本文研究的是后一种形式的制度创新；形象地讲，前者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后者是“自下而上的革命”。

一 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新经济政策的替代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

新经济政策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苏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形式。实行新经济政策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废除了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些做法，形成了多种经济并存和带有商品经济特点的经济体制，使苏联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但是，新经济政策是一种不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形式，存在重大的缺陷。在经济上，新经济政策内部存在着商品经济与计划管理的冲突。在政治上，带有商品经济特点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民主政治的呵护。实行商品经济所需要的法治精神、民主机制、平等交易和诚实信用原则都不存在。严格讲，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仅仅停留于经济体制的层面，与其相配套的社会上层建筑根本没有形成。这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社会制度实践形式的脆弱性。尽管它毫无疑问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但由于列宁去世过早，很多与新经济政策有关的问题，还来不及考虑。正是由于这一点，新经济政策难以拒斥针对它的新的制度创新。

于是，在1928～1929年，新经济政策的实行连续引发了两次粮食危机后，当联共（布）中央决定执行“非常措施”使用暴力从农村强行征粮时，坚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力量并未能阻止之。这种力量的主要代表人——布哈林，甚至还投票表示赞成。

“非常措施”的执行，缓解了粮食危机，却激化了农村阶级矛盾。这时候，布哈林等人才开始维护新经济政策，但他们的努力已经于事无补。随着局势的恶化，联共（布）中央逐渐被推向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或者彻底放弃强行征粮，向富农妥协，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或者加速农村的集体化，这意味着抛弃新经济政策。选择前者，有可能使党威信扫地，甚至最终导致无产阶级政权的丧失，因为粮食危机已经使新经济政策难以为继，而连续两年的强行征粮又引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在这种处境下，布哈林选择了前者，斯大林选择了后者。当斯大林彻底打败布哈林后，联共（布）正式“抛弃”新经济政策，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应运而生。

剖析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替代新经济政策的过程，比较二者的体制特征，可扼要地认清这场社会变革的特点和性质。

第一，这次社会变革是由中央政府主动发起的。首先，斯大林本人有一套抛弃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主张。在他看来，苏联农业的唯一出路是建设“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必须运用“指令性计划”管理经济活动。这些见解与新经济政策的理念是对立的。当时，鉴于斯大林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这些主张遂成为党和中央政府的工作路线，最终转化为中央政府的政府行为。

第二，新经济政策与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具有重大差别。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是相对分散的商品经济，中央政府对社会生活进行一定的宏观调控，但社会生活仍然有较大的自由空间。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行，则由联共（布）及中央政府对社会进行高度集中管理。在经济上，苏联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