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尔干半岛以其联结欧亚大陆和控遏两河六海而成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

历史上，从罗马帝国开始，巴尔干半岛就处于欧亚大陆诸帝国的交相争夺之下。从14世纪奥斯曼帝国侵入巴尔干半岛后，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纷纷介入巴尔干半岛的争夺之中。在这种帝国竞相争夺的过程中，巴尔干半岛不仅受到民族大迁徙的影响而造成了民族成分的复杂性，而且也在不同宗教的影响下形成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交汇区。

巴尔干半岛民族、宗教状况的复杂性，使各个帝国在争夺和维持它们在该地区的统治权力过程中，不断挑起和利用民族、宗教矛盾，造成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各国家、各宗教集团之间的历史仇怨，以此来分化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在反抗帝国统治斗争中的联合。这种“分而治之”、“以夷治夷”的政策也造成了巴尔干半岛各民族之间相互为领土、为信仰而厮杀不断的历史，并且在帝国意识的污染下不断为建立各自的“大民族国家”而斗争。帝国列强则利用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的这种愿望，通过各种公开的、秘密的斗争，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制衡对手，将巴尔干半岛的民族集团和国家领土肆意分割，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牵制状态，为后来的历史留下了纷繁复杂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领土争端。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半岛都是欧洲的主要战场，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肢解、瓜分、挑唆、利诱下，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仇杀也格外残酷。而战胜国的列强和巨头们在战后分赃和构建各自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时，从来没有把巴尔干半岛的人民以及他们要求独立和解放的意愿放在眼里。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巴尔干半岛的各个国家或者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或者被纳入西方国家的影响之下，唯有独立自主意识很强并且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法西斯的南斯拉夫保持了以“不结盟”政策为特点的独立。当然后来还有阿尔巴尼亚脱离了苏联的控制。

二 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事业，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性在于它不迷信和盲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决心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南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几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政党的批判和攻击，它为了证明本国社会主义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教条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论断，在脱离国情实际的条件下激进地推动和构建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并最终导致党的联邦化和国家的邦联化。

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始终同解决民族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南共出于对南历史上纷繁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的基本把握，曾简单地认为实行了联邦制，给予南各个民族以平等的共和国地位、给予南人口最多的两个少数民族以自治实体地位，就意味着解决了民族问题。铁托在追求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理念时，对历史上为南各民族的解放和国家建立贡献最大、人口最多、大民族主义意识也最强的塞尔维亚民族采取了带有不公正意味的抑制措施。列宁在反对两种民族主义问题的论述中，提出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就会有效地消除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铁托在反对历史上形成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时并不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思想教育来克服这一问题，而是通过联邦权力的分散化、人为划分“穆斯林族”、提高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自治地位来抑制塞尔维亚民族，其间出现的党内斗争也同这一问题联系在一起。铁托在防范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时，却忽视了作为南第二大民族克罗地亚人由来已久的民族分立主义传统。同时也忽视了将伏伊伏丁那、科索沃自治省抬高到与其他共和国一样的联邦单位的“绝对平等”地位，在事实上姑息和迁就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当中由于历史原因沉淀下来的、并由于南与阿尔巴尼亚两国交恶促发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以上做法导致1971年克罗地亚问题的爆发和铁托临终前面临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主义问题。所以，铁托时期虽然南的民族问题并不是突出的事务，但是铁托在对联邦制进行改造和不断通过对中央集权的批判来推进“国家消亡”和权力下放的自治进程，却都摆脱不了民族问题的背景。只是由于铁托在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各民族人民中的崇高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