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季诺维耶夫（1922年生）从青年时代就反对斯大林，并对苏维埃制度不满，写了不少批判的书，而且态度非常坚决。他曾经说过：“即使我事先知道我写这些书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停笔不写的。”可是后来当他目睹苏联解体后发生的一切，非常痛心和后悔，曾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当着众多与会者的面说：“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他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具体指的是苏联实行的社会制度。现在他一反过去的做法，开始为这个制度辩护，甚至热情地颂扬它。就这样，他从苏维埃制度的批判者成为它的颂扬者。

季诺维耶夫出生于偏僻的农村，青少年时代生活贫苦。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感到实际生活与理想相距太远，从而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正好这时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他便觉得这是一种欺骗，于是开始仇恨斯大林，并和几个同学一起密谋暗杀斯大林。不久密谋败露，但他在被捕后设法逃脱了。后来隐瞒身份参加了红军，在卫国战争中立有战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了大学，攻读哲学。他思想独立不羁，在上大学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提出过怀疑，对许多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仍然对现实不满，继续对苏维埃制度进行嘲讽和批判。20世纪70年代他写了《黑的高空》一书，用讽刺和揶揄的语气谈论官方的理论、政策及其采取的各种措施，并且通过对具体事实和现象的描述，竭力渲染生活的反常和荒诞，对各种人物，尤其是对当权者，进行了尽情的嘲笑。这本书于1976年在西方出版，引起了轰动，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欧洲语言，成为畅销书。不久它流入苏联国内，当局得知后极为恼怒。苏斯洛夫称季诺维耶夫是比索尔仁尼琴更可怕的敌人，因为在他看来，后者揭示的只是劳改营的内幕，而前者却把劳改营外的生活写得与劳改营里一样。不久季诺维耶夫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德国慕尼黑定居。

在侨居国外期间，他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这些书的基调仍然是对苏联社会制度的揭露和批判。

但是季诺维耶夫自认为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他之所以对现实进行讽刺和批判，是因为他看到的许多现象不符合他的理想和要求，因此他与那些出于阶级仇恨攻击苏维埃制度或根据西方标准否定和丑化苏联社会的人是有区别的。他是一个爱国者，关心自己祖国的前途和命运。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改革”后，身在异乡的他密切注视国内的政治动向，迅速做出了反应。当时他认为，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但是苏联正处于危机状态，不宜贸然进行重大的改革。到1987年，他经过周密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历史性的大背叛的时代正在到来。这时他已看透了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本性以及他们搞“改革”的目的，认为他们会把整个国家出卖掉。在这期间他出版了《戈尔巴乔夫主义》一书，其中收录了分析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改革”以及揭露他们的图谋的文章。不久苏联国内出现了公开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共产主义思想和苏维埃制度成为某些人集中攻击的目标。季诺维耶夫不仅不参加这种合唱，反而站出来进行辩护。他于1989年6月在德国科隆召开的研讨会上慷慨陈词，驳斥反共言论，激动地说：“共产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坚不可摧，即使在共产党自行解散或者所有共产党员交出党证的情况下，也仍将是这样。”他宣称“既不愿同戈尔巴乔夫，也不愿同萨哈罗夫一起参加在莫斯科上演的那场戏的演出。”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季诺维耶夫写了两部中篇小说，一部叫做《灾难性的改革》，另一部叫做《诱惑》，后来作者把这两部小说合在一起出版，冠以《乱世》的书名。前一部小说描写的是帕尔特格勒（意为“党城”）进行“改革”的情况。这个城市被选定为贯彻“公开性”方针的试点之一，那里首先掀起了揭露阴暗面的高潮，接着开始使劲地进行自我揭露和自我鞭挞，争着否定过去，要把革命后的历史全部抹黑。人们已不再使用马列主义的概念，一直受到批判的所谓“贤哲”一个个被抬出来加以颂扬，原谅了他们过去的反共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论和行动。从西方吸收来的都是那里最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