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进行变革的“第三条道路”轰轰烈烈一阵后已不再风光。是往回退全力再树“公正”形象，还是继续向自由主义方向转型，这使当今西欧社民党陷入彷徨。

一 若干难题

1.凯恩斯还是哈耶克？

经济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使社会民主主义老左翼政府曾经行之有效的凯恩斯主义和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受到激烈挑战；但当社民党改弦易辙走“第三条道路”并大踏步靠拢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后，一度火暴的“新经济”却出现始料不及的危机，一度下降的失业率也重新抬头并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社民党究竟该信奉谁？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政府该怎样确定和负起自己的政治职责，如何协调“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如何运用需求政策和供给政策？

2.福利国家改革的底线在哪里？

老左翼从建立福利国家的辉煌走到对福利国家的不堪重负，“第三条道路”的改革又引起以社会下层为主的群体对保障水平降低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如何既能不丢失团结互助精神，保证公正地为每个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又能消除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个人主义和懒惰现象，提高个人的主动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同步发展？与此相关进一步要问的是，如何处理效率和公正的关系？什么是公正、平等？哪种不平等因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可以并且必须被社会民主主义接受？

3.谁是我的选民？

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动使社民党的固定选民队伍——产业工人阶级急剧萎缩，“第三条道路”明显转向新中间阶层，然而这种路线的“移情别恋”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加大了贫富两极分化和被边缘化的人群，使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支持者队伍在受到新社会运动分割后，又受到“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中右势力和包括右翼平民主义在内的排外极右势力的分割。在单纯的阶级选择已不可能赢得多数的情况下，如何同时拢住利益取向和政治观点既差异巨大又游移不定的社会群体，如何同时获得组织程度差的零工、产业蓝领、白领工人、自由职业者、服务业和IT业的新中间阶层，以及工商界企业家最大限度的支持，如何提高非政治化倾向和极端化倾向严重的青年人的支持率，使自己持续获得存在、发展和执政的合法性，就成为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

4.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如何协调治理？

在一个极为复杂和变化迅速的社会中，各个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谁该对它们进行治理？怎样治理？僵化和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的老左翼“大政府”已经难有生存余地；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至上原则不仅暴露出其在社会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和商业化倾向，而且销蚀着政府的管理职能和公民社会的自主地位；新个人主义促进的公民社会发展也有一个避免无政府倾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公共权力、市场和公民社会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既不唯我独尊、我行我素，也不推诿扯皮、不司其职？如何实现它们之间的优化配置、动态平衡和协调统一？如何运用它们的合力促进社会发展？简言之，社会民主主义必须回答：政府应该做什么？市场应该做什么？公民社会应该做什么？

5.党性还是传媒规律性？

社民党的传统动员方式依靠的是作为旗帜的党纲的号召力，党的宣传工具的教育、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公众的参与、党员与公众的直接交流和沟通，以及领袖的个人魅力也起一定作用。然而，随着信息化传媒社会的到来，“第三条道路”的领袖们选择了传媒民主的动员方式，党纲、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空前下降，党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其领袖的附庸，而党的领袖又往往力争成为媒体的宠儿。在这种情况下，社民党需要重新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利益集团、选民和媒体的关系，其中重点要破解这样的难题：屈从传媒规律可能损害政治原则，坚持原则可能不受媒体欢迎并丧失大量跟着媒体跑的民众的选票。

6.主权让渡该走多远？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的“国际民主”是其基本价值在国际范围的延伸，政治手段是依托不断扩招民族国家成员党的社会党国际，重点就和平与发展问题进行游说。随着全球化发展，相对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成为社民党关注的新重点。但是，“第三条道路”关于更多地让渡民族国家主权、增强欧洲一体化和联合国作用的主张受到了挑战：一是民族国家的政策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