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大会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目前存在的是两种全球化观：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虚幻性的，是对现实（全球化）的摆弄，带有意识形态目的，宣扬全球化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另一种是指现实的全球化，其客观、具体的历史存在。”

后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基于科技革命之上的一种客观现实，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新发明”。其新发明仅仅在于根据资本扩张的需要和出于意识形态目的，把现实的全球化与虚幻的全球化混为一谈，炮制出“全球化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企图混淆视听。

智利学者引用了一些关于世界资源使用状况的重要数据，说明现实的全球化状况：

不到20%的世界生产和服务跨越了国家的疆界，平均来讲，世界生产的80%是在各个国家的内部市场上出售的；在每10个劳动者中，9个是为其本国的同胞工作的；世界上90%以上的实际资本积累来源于各国内部储蓄；在固定资本形成中，来源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投资部分低于10%，对各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的资本流动进行计算，得出的也是这一相似的比例。

从对外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看，1913～1993年间，法国、日本、荷兰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并没有扩大向世界经济的开放度，恰恰相反，其国内市场的分量反而增加了。德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仅仅略有提高，而美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基点低所致。

一些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大谈“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失去意义”，鼓吹“国家作用的弱化”，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首先，国家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市场由半私人、半国家的垄断者组成，它们处于严格的国家规定原则下经营，没有这些原则它们便不能存在。

其次，在发达国家中，国家的作用并没有“弱化”。1970～1995年间，所有发达国家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在增加，20世纪80年代其增加幅度仅仅是略有降低而已。再次，在现实的世界市场中，进行竞争的首先是国家，并非公司和企业。目前，美国、欧盟和日本在竭力地争夺世界市场，它们之间的经济战并没有停止过。欧盟拼命反对美国剩余农产品进入欧盟国家市场，美国则想方设法打破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日本和美国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和稻米市场方面的争斗一直僵持不下。

另外，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居心叵测。它要求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同时让渡主权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貌似推行市场自由化，实质上是图谋由最强国家担负起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的任务，阻止弱国拥有保护自己市场的机制和手段，保证其企业对弱国市场行使霸权。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虔诚和认真地弱化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以上事实说明，在全球化条件下，对于强国来说，国家仍然是资本扩张的基础和最强有力的手段。在这种意义上，国家的作用和职能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强化。对于弱国来说，弱化国家的作用意味着在强国垄断资本扩张面前陷入解除武装的危险。

古巴学者深入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永恒化、绝对化和神圣化的观点，并指出，市场作为交换关系的总和，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客观的基础，但是同时又具有社会性质，由人与人之间特定的经济关系构成，这些关系存在于社会经济结构大致处于变动之中的特定形态之中。作为社会经济和历史现象的市场及其法则与任何使其永恒化、超越社会或“神圣化”的企图完全无关。

市场并没有超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活动者们的权力和影响，恰恰相反，是为其服务的，在最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做主角的垄断市场中，竞争越扩大、越发展，就越是如此。因此，市场与它所依从的权力的性质有密切关系，与经济和社会政权的内在性质有密切关系。“市场决定论”有意掩盖了垄断资本和最强的发达国家支配市场的要害事实。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问题不仅是“权力与市场的结合”，而且是“权力与市场的共谋”。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危机

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出现一些新的矛盾。首先是“实际”经济与“金融泡沫”之间的矛盾。“实际”经济是指物质生产，即能够创造产品和服务实际价值的人类劳动。“金融泡沫”是指目前的资本主义金融投机所创造的巨大的“金融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