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和经济形势

1994年，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一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还在加深，一些国家的民族冲突和内战仍很激烈，而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形势则有所好转。但总体看来，这些国家仍处于社会动荡时期，各种政治、经济矛盾还在发展，社会分化和广大人民群众贫困化过程还在加深，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还在激烈较量，其社会发展方向和前景尚不明朗。

1.经济转轨模式的社会性质及其经济代价

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向市场经济过渡，是这一地区各国社会剧变后当权者普遍选择的经济转轨方向，但各国经济转轨的方法、途径不尽相同。一些国家（如波、捷、匈、俄等）曾倾向于发展更为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其经济政策的基本特征是：全面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抛弃旧体制，建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而另一些国家（如乌兹别克、土库曼、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则曾倾向于发展“具有社会取向的市场经济”，其经济政策的基本特征是：不主张推行全面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较多地保留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比较注意利用和改造原经济体制，更多地保持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此外，一些国家（如波、俄等）采用了“休克疗法”，各种转轨措施更激进一些；另一些国家（如匈牙利、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土库曼等）则未采用或不赞同这种方法，各种转轨措施相对缓和些。

上述各国经济转轨政策上的差异对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看来，这些国家经济转轨的社会性质方向和社会经济后果都是大同而小异。生产力破坏，经济滑坡，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两极分化，庞大的贫困者阶层和失业大军，这些都是各国的普遍现象。从实践来看，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大体相同，各国的经济转轨都伴随着一个生产破坏期。它虽然有大有小，有长有短，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避免这种破坏。例如俄、乌、白三国在1991～1994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累计下降了59.9、58和40个百分点，人民生活水平大体下降了一半以上；保、罗、斯（洛伐克）三国在1990～1994年间，相应指标分别累计下降了34.5、32.1和28.1个百分点，人民生活水平大体下降了1/2左右；波、匈、捷三国相应的数据分别为19.2、21.7和23个百分点，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4左右。至于处于战乱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就更不堪言了。表7-1大体能反映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及其经济转轨已经付出的代价。

表7-1 经济转轨以来原苏联东欧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化

前一时期，人们往往单纯从经济角度并且偏重于方法上看待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转轨，相当广泛地将上述两种倾向和方法归结为“激进”和“渐进”两种模式。而上述事实表明，所谓“激进”、“渐进”并不能反映这些国家经济转轨的社会本质，也不能说明其普遍付出高代价的原因，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基本特点是其社会剧变性，经济体制的转换与社会根本制度的改变直接相连，因而具有特殊的社会震荡性和破坏性。这突出表现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骤然覆灭，形成了国家领导核心的“真空”；社会主义方向和目标被否定、放弃，造成了思想混乱和社会调节的“真空”；原经济体制骤然瓦解，造成了经济调节的“真空”。正是这三种“真空”破坏了这些国家经济正常运转的条件，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混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以及严重的生产滑坡。

2.不同类别国家经济形势比较

由于各国经济转轨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国内外事件不同，各国虽然都陷入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但经济形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1994年的情况看，除了处于战乱之中的国家外，可将它们大体分为如下几类：

（1）转轨起步最早、已取得较大进展、生产滑坡期已度过、经济开始复苏的国家。这包括波、捷、匈三国，在某种程度上还可包括斯洛文尼亚。

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已有五年。由于过去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加之西方国家重点扶持和投入，这些国家作为经济转轨核心措施的私有化进展相对顺利。到1994年底，波、匈、捷三国私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分别达到45%、50%和65%左右。这三国的市场发育程度也相对较高，价格和物资已全面放开，各种法规也相对配套、健全，已经初步形成了新的市场体系和经济秩序。

这三国的经济形势在这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