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和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意识形态的变异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的解体和苏维埃政权的丧失是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追究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是苏联剧变的思想渊源；“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迎合了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需要，是意识形态变异的温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而从否定历史到全盘自我否定，则使意识形态全线倒戈。在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的疯狂进攻面前，苏共上下束手无策，屈膝投降，原因之一是苏共中央和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动摇和背叛。此外，反共媒体兴风作浪，推波助澜，致使悲剧酿成。总结苏联意识形态的演变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其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一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思想渊源

1987年初，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之约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向世人“阐明新的政治思维和对外政策的哲理”以及苏联改革的原因、实质、目标和途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此，“新思维”成了用来彻底改造苏联社会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思想体系。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会见奥地利共产党主席穆里时说：“新思维不是玩弄新名词，而是理论上和政治上必须遵守的最高原则。”那么，这个“最高原则”的政治性质到底怎样呢？

1.“新思维”主张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引导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趋同”和“一体化”

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首先是作为对时代特征、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对当代国际关系、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等重大问题所做的“新”的政治思考而提出来，并且企图用它来否定、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成为苏联党和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戈尔巴乔夫认为，由于科技革命和全球问题激化，人类已经进入了不同于30～40年前的新时代。“现时代的特点是核威胁在增加，其他全球性问题在激化，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国际化在加强，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必须“摒弃以前某些看来是不可动摇的公式”，“确立新的政治思维以及能保障人类生存的新的和平概念”。（《改革与新思维》第5页、181页。）在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和核威胁的情况下，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就退居次要地位，“全人类的价值”和“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已经过时。“新思维”强烈主张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的政治报告。）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由于时代变了，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改变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近的进程”，因而应当“排除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使两大社会体系“从对抗转向合作”，走向“趋同”和“一体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教条化”，远不适应变化了的“时代”需要，已经“过时”了，需要“更新”。借口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实际上，国际帝国主义并没有让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趋同”，而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引导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趋同”和“一体化”。

2.“改革新思维”的目的是“根本改造”社会主义制度

“新思维”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密不可分，二者合而为一，称为“改革新思维”。这种“改革”是要使苏联社会“改头换面，彻底改革自己的性质”。戈尔巴乔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水平上；按照这个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变形的”、被扭曲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且斯大林从20世纪30年代起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专横的官僚主义体制”，是“极权官僚式的社会主义”。总之，原有的社会主义已经走入“死胡同”，必须通过“新思维”来改弦更张，“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建设“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

戈尔巴乔夫还把“新思维”泛化到政治、经济、思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