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亚共同体构想与“亚细亚价值观”

自19世纪中叶西欧产业革命冲击以来至今，世界历史的中心一直是西方世界。从20世纪初期开始，成为亚洲大国的日本曾向“西方中心主义”发起挑战，结果却是在亚洲留下了巨大伤痕，日本争当世界霸主的梦想也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告破灭。“二战”后，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对峙、冷战后的美国一极霸权和全球化浪潮等，也都是以欧美为中心展开的。但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NIEs）和东盟（ASEAN）以及90年代以后的中国等，相继出现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奇迹，以至目前东亚地区被称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和“经济增长中心”。

尽管如此，东亚地区的区域内合作却发展迟缓。无论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还是在亚洲出现其他各种问题时，都没有看到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开展实质性合作。区域争端和贫困问题等，也大多是以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难民署以及国际儿童基金组织等为中心进行解决的。即便是区域合作中最为活跃的经济领域，也仅仅是缔结了一些自由贸易协定（FTA）和经济伙伴协定（EPA）而已，东亚地区仍停留在“非实质性区域一体化”状态。

这种状态不应当继续下去。如果想让亚洲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就必须以亚洲人民为中心来共同思考、共同解决地区内存在的课题和问题，亚洲地区的国家和人民要真正地为构建“东亚共同体”而不懈努力。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亚洲的区域一体化要排斥亚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相反，还需要加强与那些对亚洲一体化表示理解的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联合与协作。那些在联合国机构中从事各种活动的人员、那些以跨国公司或非政府组织（NGO）成员身份在亚洲工作的非亚裔人员等，都是（或可能成为今后）支撑亚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人才资源。但是，解决亚洲的问题，亚洲人民必须争取主动。为此，在亚洲范围内建立起培育能够肩负重任的高级专业人才的框架、形成人才网络是必不可少的。

要实现东亚区域一体化，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最重要问题是，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应当如何描绘，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当设定怎样的路线图。在考虑亚洲共同体时，不能不涉及一些有关“亚细亚价值观”的争论。因篇幅所限，在此不进行详细分析。笔者认为，从传统上看，亚洲的“秩序”与“和平”未必是根据契约、法律和制度建立并受到保证的。亚洲地区社会的稳定关系即“秩序”，主要是基于以下因素诞生的：（1）对诸如儒教统治论等人为创造的文化权威的服从；（2）对自然等自发而生的敬畏和尊严的服从；（3）通过相互扶助行为及共同作业而产生的相互依赖与信任；（4）意识到自己应与组织内上司或其他组织成员保持一定（与自己无缘的）距离感并维持稳定关系的心理（“小国寡民”意识，即传统村落共同体）等。也就是说，所谓的亚洲的传统秩序观，与自然的或人为的、那些总是为他人所赋予的东西相关联，是在不断维持这种关系的方向性、关系性（网络）的过程中形成的“状态”。

这种秩序观在目前亚洲地区唯一制度化的区域合作组织——东盟中得到充分体现。众所周知，“东盟模式”（ASEAN Way）就是重视合作的非约束性、强调组织的非制度化、不干涉内政和根据全会一致的共识进行决策；也正是这种尽量排除规则化的法律或制度约束的行为方式，带来了东盟的稳定和秩序。这与限制国家主权、推动一体化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欧盟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不论愿意与否，在全球化迅速进展的今天，依据西方的法律和制度思想实现组织规则化的想法还是不自觉地渗透到亚洲地区。2008年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宣布到2015年建立东盟共同体，同时通过了由序言和13章55条内容构成的《东盟宪章》。该文件相当于“区域内最高规则”，以民主主义和法制、人权、自由等为原则，对区域内的发展目标和决策方法等作出了明文规定，旨在建立高度法治的区域合作组织。但是从总体来看，东盟依然是“没有得到实质性推进的经济一体化”，也就是说，在亚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法律和制度之外的其他发挥作用的“要素”是不可忽视的。

二 东亚共同体建设应以构筑多层次人才网络为核心

那么，法律和制度以外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