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一个缺乏重大事件的年份，它没有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全世界的震荡，也没有“SARS”造成的全民性的恐慌。因此，可以把2004年认作是一个平稳的没有多少起伏的年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平稳最好，没有重大事件最好，大家可以过平平安安的日子。但是，一年来恐怖活动在世界各地持续不断地发生，时刻提醒着人们这个地球并不太平，尤其是年末的一场惊世骇俗的海啸席卷了东南亚，让人们看到，即使是美丽的大自然，背后也暗含着凶险，和平从来就不会一劳永逸的。这时候，我们更加懂得了“居安思危”这句古训的分量。也许，我们就应该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2004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这一年的中短篇小说虽然缺乏重大作品作为亮点，但作家们并没有被眼前的平稳所迷惑，我们从这一年的作品中读到的作家们的“居安思危”，这是一种一以继往的忧患意识。我们的文学精神恰恰是通过这种一以继往的忧患意识表达出来的。从这个角度说，2004年的中短篇小说并不让人失望。

1.两个世界的精神向度

作家的忧患意识首先强烈表现在对社会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情感关怀上。综览2004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就可以发现，作家们通过小说构筑起两个恢弘的文学世界，一个是平民的世界，一个是乡村的世界。而这两个世界都是关乎普通民众的。这是两个属于弱者的世界，它证明了作家们对弱者的关心，体现出作家的良知。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就是弱者的辩护律师。即使在当今市场化浪潮猛烈冲击着文学的条件下，作家们仍未放弃文学的这一功能。2004年恰好进行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评奖工作。获奖的四篇作品都出自这两个文学世界，可见由作家构建的这两个文学世界对于人们的感染力。在评选过程中，一些评委就担心最后评出来的作品会不会都是关于“我们村里的事”。显然这个担心是针对入围作品大部分是关于农村生活而来的。果不其然，最后评出来的四篇作品，无一不是村里的人和村里的事。毕飞宇的《玉米》写了一个叫玉米的乡村女孩的成长过程，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通过伯纬冒着生命危险将同伴的尸体背回家乡的故事揭示出乡村的苦难，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写的是农村扶贫、助贫工作中发生的啼笑皆非的故事，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写了两个乡村女人的友谊以及这种友谊的脆弱。而且这四位作家基本上在2004年都有各自的新作，也基本上仍是发挥他们农村叙事的长处。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孙惠芬的《一树槐香》等。也许在我们的文学思维定势中存在着一种农村叙事的偏爱，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还没有建立起能够紧贴时代脉搏的、表达我们社会正在进行着现代化运动的城市叙事。通过这次评奖引发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创作问题，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问题尽管是从评奖中辐射出来的，却并不能由此掩盖几篇获奖作品的分量。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几篇农村叙事的小说集中获奖，让我们感到了在农村叙事中有一些值得珍视的经验。在这两个弱者的世界里，寄托了作家们的审美理想，因此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分析一下在这两个世界里的精神向度。

在这个弱者的世界里，城市的下岗工人、农民打工者这类典型的弱势群体自然会成为作家关注的重点。在2004年第1期《钟山》上就有叶弥的一篇以下岗女工为主角的中篇小说《小女人》。正如标题所示，这个叫凤毛的下岗女工比起谈歌笔下的陈长平来说，就是一名无助的、懦弱的小女人了。凤毛是在离婚后的半年就遭遇到下岗的。作者的这种处理其实暗含着两种因素，支撑着女人生活的因素有男人，还有组织，有男人才有家庭，有组织才有工作。凤毛有工作时，敢于理直气壮地提出离婚，就在于离婚尽管失去了男人的支撑，但她的生活还有另一个支撑点：组织。而等到面对下岗的处境后，她就为自己的潇洒而后悔了。失去了男人又失去了组织，凤毛的内心没有丝毫的支撑，她的情感世界就变得裸露、生硬。她在迫不及待地寻找工作和男人，但裸露的情感因为没有柔软的缓冲，经不起直面现实的刺激。小说细腻地描述了这位无助的普通女工的心态，在同胡老师的约会时，或者在与派出所长董长根的交往时，她变得委琐、犹疑、绝望，当她遭到矮个男人的抢劫时，她想呼喊这两位眼下接触最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