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一个热爱诗歌的读者有福了；一个从事当代汉语诗歌研究的学者有福了；一个新诗的写作者或许也能感觉到某种幸福了，因为，可以说，这一年，无论从诗歌场域内部的分化、调整，新的诗歌群体的聚合、发言，或是从诗歌评奖、诗歌评论、新诗选编和出版等经典化的实践看，都没有了以往几年中看似热闹，实则虚浮的繁荣表象。比较而言，过去的这一年，诗坛上鲜见论战硝烟，而多闻歌舞升平的奖掖活动。偶尔也听得几个在经过前几年的纷争中多少累积了些“文化资本”的诗坛成功人士，要么津津乐道于在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中的自我表现，要么做些出诗集，搞朗诵等等的折腾事，继续扮演自己吸引媒体眼球的角色，在风光之余，或许又能为自己积攒更多一点资本，供日后投资或消费。

无论哪个年份，要对其进行总结，大约都可以归纳出某种主导特征。2004年可以说是新诗休整的一年。因为需要休整，这一年里出了几种规模不菲的诗歌总集和汇编；因为处在休整中，新创办的诗歌民间刊物体现了诗歌场域内部力量的重新汇聚和团结。当然，所谓的休整也只是一种大致的观察印象，它并不暗示或预言此后的几年新诗界将会采取某种行动，仿佛部队经过休整后将要进行新一轮进攻。也许，休整只表现了一种好整以暇，从容、稳健的发展状态而已。

1.从《诗合集》到《中间代诗全集》

2004年初，一本名为《诗合集》的民间自印诗选在坊间流传开来。没有版权页，没有出版日期，没有印数，也没有出品地和标价。但见淡雅的浅蓝封皮，书脊中间部分仅粗朴的“诗合集”三个字，封面上除了同样的三字之外，上方还排列着五位作者的名字：张曙光，肖开愚，孙文波，黄灿然，臧棣。这几位均为当代诗坛的重量级诗人，皆有正式出版的诗集，而像此次以非正式出版物，或内部交流的方式印行诗集，似乎表明编者并非刻意的意图：让诗歌说话。

让诗歌说话，《诗合集》收录的并非仅是入选诗人们的近作，还包括一些旧作或代表作，入选的作品，最少的一位37首，最多的61首，全本共231首。从阅读的角度看，正如诗人、批评家姜涛所言：“当‘旧作’经过筛选，并以这样的方式并置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实际上被更新了，有了另外的面貌。一个当代的读者好像突然站到了当代之外，有了一种回望当代的可能，一首诗与另一首诗之间的差异、包含的焦灼以及激发的争执，一下子变得相对次要了，或者说在一个更大的时段中，所谓的‘变化’、‘发展’被共时的呈现取代，读者可以像阅读另一个时代那样，在特定的距离之外阅读自己时代，可以心平气和、全神贯注地观察。”通过平心静气地品读，读者会深切感受到五位诗人突出的个人风格和处理相同诗歌题材，呈现类似诗歌主题时的差异性，它有力地驳斥了前几年诗歌论争中对诗人群落进行的简单而粗暴的分类方式。

让诗歌说话，文本自身显示了不同的美学倾向性和文化立场。张曙光那些将古代神话传说植入当代生活的作品，使得日常的叙事性包含了历史的和普遍的批判性；肖开愚略显雕琢痕迹的诗歌语言，其实是方言和古典文学语言的融合，用以描述当代生活时别具韵味，既戏谑又古雅；孙文波语调平实而质朴，一如他的个人气质；黄灿然那些截取日常景象（生活片断，小故事）的诗歌文本，相当直接地勾勒出现时代一位知识诗人的现实处境、喜怒哀乐；臧棣对于词的质地、色彩和音响的探索，对于通过词所构筑的世界对应于人的意识世界的把握，使得他的诗十分耐读。诚然，不同的读者能够读到不同的印象，诗人李建春则在阅读这本集子时，总结出20世纪90年代当代诗歌所要解决的问题：“说穿了，九十年代诗歌真正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题材——当代日常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的题材。这是汉语诗史中第一次成为城市诗人的一代。”而“语感”则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李建春看来，“知识派和民间派的争论，其实是语感取向之争”，“‘诗到语言为止’的《他们》（《他们》是民间派的摇篮）为了事物印象最初的冲力，不惜使语言停留在起始阶段，拒绝语感的持续深入，收获的是一些印象式的断片和有时以断片粘合的大块头。知识派实际上是从民间派停留的地方开始，获得的是语言的绵延感。知识派对知识分子责任、文化和传统等的强调都是语言绵延性的内在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