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文学理论批评，与2004年的文学创作一样，都表现出一种平稳前行的姿态，收获上也大致是平实的一年；既没有太引起轰动的文学现象，也没有太惹人眼目的文学争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文坛，已逐渐去除了前些年的浮躁，向一种应有的常态回归。

2004年的理论批评，虽然没有太多的“热点”，却也形成了一定的“焦点”，如“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研讨、“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的讨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与研究现状反思及近年长篇小说的新变与走势探究等；这或者是研讨中引出了新的话题，或者是已有的讨论有了新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理论批评工作者面对新的现实的理论努力，同时也以“点”带“面”地折射出这一年理论批评的现状与走向。而且这些话题，偏于理论方向的含有批评的成分，偏于批评方向的带有理论的思考，从而使得理论走向批评化，批评倾向理论化，也成为理论批评发展的基本趋向与新的特点。

1.“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研讨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作为问题的提出，源于新世纪以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对文艺学如何面对现状发展自身的理论思考。陶东风最早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1]文章中，就有感于“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的消失”，率先提出了“审美活动”向“日常生活”渗透的问题。此后在2003年11月，2004年5月，有关学术机构和文学刊物先后召开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美学学科反思”研讨会和“文艺理论的边界”研讨会，就“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艺学的边界”的话题展开研讨，使这一问题在学界进而显豁出来。两次会议以及此间在《文艺争鸣》^[2]等杂志发表的相关文章，逐步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并展开了一定的争鸣。

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陶东风认为，鉴于“文艺学研究已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新状况，特别是消费主义时代大众的日常生活与艺术生活现象”，因而应该“把目光集中于中国产生结构的变化、文化的大众化、商业化以及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等导致的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他先后在数篇文章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介入》^[3]中说道：当今的中国社会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生活革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4]中，他又指出：“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艺术（审美）与社会生活的界限，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王德胜在《视象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快感》^[5]的文章中，更把“日常生活审美化”上升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认为“视象与快感之间形成了一致性的关系，并确立起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视象的消费与生产在使精神的美学平面化的同时，也肯定了一种新的美学话语，即非超越的、消费性的日常生活活动的美学合法性。”

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法与看法，一些学者在肯定其“面对现实”的积极一面的同时，相继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鲁枢元的《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趋向析疑》^[6]的文章。在此文中，鲁枢元首先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两者之间虽然存在有机联系，但是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依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是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的升华。他指出，审美日常生活化者的目的，显然并不在于争取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合理性，而是希望确立这种技术化的、功利化的、实用化的、市场化的美学理论的绝对话语权力，并把它看成是“全球化时代”到来对以往美学历史的终结，甚至是对以往人文历史的终结。童庆炳等也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据与论点提出质疑。童庆炳在《“日常生活中审美化”与文艺学的“边界”》^[7]中指出，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新锐教授”，面对新的变化，“没有区别两种不同的审美”，即“作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