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一般认为，城市是服务业的最主要集聚地。比如，2004年全国地级城市（市辖区）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5.66%，年末人口占全国的25.63%，GDP及第一、二产业分别占全国的61.35%、19.41%和59.57%，但服务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高达83.31%。关于城市发展或转型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Singlemann（1978）曾提出一个假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部门将趋于扩大。实际上，Sabolo在1975年就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分析中发现了这一关系（Sabolo，1975）。Riddle（1986）基于1977年和1981年81个经济体（分为低收入经济体17个、中低收入经济体28个、中上收入经济体18个、工业化经济体18个）的两组截面统计数据，对Singlemann的这一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1981年，只有中上收入经济体的城市人口比重（代表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占GDP比重（代表服务业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用197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则上述关系就变得不显著了。这说明，即使在发达经济体，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稳定的。Riddle还发现，对于每一个样本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人均GNP相关，而与增长率无关。尽管工业化经济体的GDP增长的减速与城市化的加速是正相关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服务业的扩张与GDP的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Riddle的发现使人联想到Mera（1984）的研究。Mera认为，如果城市中心的人口少于100万的话，城市化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城市并非完全是服务业的集聚地，还可能是制造业的集聚地，城市也存在着产业定位与产业分工问题。Sheets，Nord and Phelps（1987）、Stanback and Noyelle（1982）等对美国城市体系及其产业定位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判断。他们还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美国大多数大城市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转型，这一转型带来了很长时期的经济痛苦（economic distress）、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面向城市居民的就业和收入机会的巨大变化。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大多数城市度过了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难关。Stanback and Noyelle（1982）指出，服务业的发展改造了美国城市经济。但Baumol（1967）则认为，服务业的发展也会给城市发展带来“成本病”问题。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目前正处于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地位，全面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新阶段。“四个中心”的城市定位与现代化目标要求加快发展城市现代服务业。那么，现代服务业作为现代城市的产业基础是否牢靠，将直接影响到城市转型的成败。本文将针对上海的情况进行分析。以下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评介有关服务业发展与城市转型的基本理论，然后从最终需求角度探讨上海是否存在“成本病”问题，第四部分则从供给角度分析上海城市转型的服务业基础与潜力。最后是结论与建议。

二 服务业发展与城市转型：“成本病”理论及拓展性讨论

（一）Baumol的“成本病”模型

Baumol于1967年提出的“成本病”（cost disease）模型又被称为两部门非均衡增长宏观经济模型。^[1]该模型研究的出发点是当时美国城市日益增长的财政危机问题，但后续的研究揭示，该模型所蕴涵的思想也适用于分析服务业，而且分析的范围也由城市扩展到整个经济。该模型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①与其他产业，特别是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②服务业就业增长相对较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③服务的需求弹性对服务业增长与城市财政有重要影响。较低的价格弹性会导致“成本病”问题，但经验分析发现，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并不明显大于1。

Baumol假定有两个部门——“停滞部门”（stagnant sector）和“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前者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零，主要指服务部门，后者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正；还假定劳动为唯一要素投入，不同部门的劳动收入即工资相同，并且名义工资与平均劳动生产率按相同的速度增长。于是有生产函数：

Y_st=aL_st；Y_pt=bL_pte^rt

其中，Y_st和L_st分别表示停滞部门在t时的产出与劳动投入；Y_pt和L_pt分别为进步部门在t时的产出与劳动投入；a和b为技术参数；r为进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根据假定，r>0且工资W_t=vWe^rt。

由此，Baumol得出以下几点结论：①如果进步部门单位产出成本不变，则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