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环境保护不是单凭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基于这样的人类共识，一切地球环境问题都能够用外交的手段来加以解决。^[1]20世纪末以来，日本将所谓“对国际社会做贡献”列为其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并把环保与开发作为其进行对外援助的首要原则，积极开展全方位的环境外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 日本主导亚太环境会议（ECO-Asia）的地区性目标及成效

20世纪后期以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急速的经济增长使该地区的环境负荷持续增加，而地区内各个国家的环境设施和环境技术却严重不足。长此以往，亚太地区的环境保护难以有效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充分认识到，非常有必要推进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并据此发挥日本作为环保大国的主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积极倡导实施全球环境保护，不仅在国内加强环保措施，还不断推动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日本这样做的意图在于，可以充分利用积累多年的丰富的环保经验、对策和技术等，加强与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间的环境合作，进一步实现日本环境外交的政治与经济功能。于是，日本通过主办亚太环境会议，主导推进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环境政策对话，积极向亚太地区推广日本的环保理念及技术资源。从1991年举办第一届亚太环境会议至今，日本已成功地举办了16届，其成效和影响也得到了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参见表28-1）。

表28-1 历届亚太环境会议的相关情况

日本政府宣称，举办亚太环境会议的目的是为亚太地区各国就环保问题提供自由交换意见的平台，以推动地区内各国政府加强环境保护力度，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但是，究其实质，日本实施这一举措的最终目的，还是确立日本环保大国地位的对外战略目标。具体来说有两个实质性目的：一是日本成功地将亚太地区各国环境部长在内的政府相关人员、国际机构、民间团体及各界有识之士纳入“亚太环境会议机制”内，并以此为平台共同探讨、处理和调整区域内环境领域的相关问题；二是日本充分利用主办国的主导地位，掌握环保话语权，最大限度地树立和发挥日本环保大国的形象和作用。

从已经召开的16届会议议程来看，亚太环境会议大致实现了三个阶段性目标。第一阶段（1991～1996年）主要是通过探讨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整合亚太地区环境保护与开发机能，为确立日本在亚太地区的环保主导地位奠定基础。第二阶段（1997～2000年）是探讨亚太地区环保合作的可行性对策，积极推动《京都议定书》的落实。1997年日本加入《京都议定书》公约，承诺在2008～2012年期间平均每年比1990年减排6%的温室气体，并且将落实《京都议定书》及其温室气体减排等内容列入亚太环境会议的议事日程，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传和推广日本的环境外交理念和政策。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是以成立亚太环境开发论坛为契机，加强环境教育和亚太地区环保协作，通过“环保技术国际转让中心”将日本先进的环保技术转让给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扩大日本环保理念和技术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具体成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构筑亚洲太平洋环境信息网络工程；（2）推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防止温室效应的对策研究；（3）促进以环保为主导的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进程；（4）设立亚太环境与发展论坛（APFED）。

二 日本在国际协调层面的环境外交

日本的环境外交顺应全球环境保护的发展趋势，期望通过参与和倡导国际环境对话与合作、确立自身的环保主导权。如果说日本主办的亚太环境会议是作为本地区各国进行环境政策对话、交涉和调整环境相关问题的平台，以加强日本在区域层次的环境外交的话，那么可以说，主办2008年洞爷湖八国集团峰会（G8）就是日本以“环保大国”形象从亚太地区走向世界的政治跳板。

2008年9月，日本主办了洞爷湖八国集团峰会。其基本目标是，开展环境外交，把气候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占领全球环境问题的战略制高点。其基本做法是，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人类共同理念，统合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日本的环保理念、技术优势、援助外交的作用，争取获取多重外交效果。

但是，洞爷湖八国峰会虽形成了“到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