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作家们的普遍看重长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市场化运作的相对成熟，长篇小说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在以稳中有升的姿态持续向前发展。2005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大致上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基本态势下开局和收尾的。

从总体的阅读感受上看，较之于往年的长篇小说创作，2005年间出自于文学名家的长篇小说先后联袂而至，数量显著增多；且许多新作在选题、立意和写法上，都表现出不少新的努力和新的变化。还有，就是包括这些名家新作在内的长篇小说写作，在观照现实和看取生活上，视角更为切实，视野普遍下沉，更关注“过去时”的历史演进和“现在时”的日常现实，在人物塑造上，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社会下层的普遍平民和蓬门荜户的市井百姓，使得许多“小人物”不仅纷纷进入作品，而且成为跳梁唱大戏的主角。而在显现这种题材和题旨取向的同时，重在讲故事的、侧于写断面的、着力写意象的，也都纷纷登场亮相，表现出作家在表现生活的无限丰富性和叙事手法上的多种可能性。

如上的这样一些默默进取和悄然变异，使得2005年的长篇小说，在总体平稳和平实的态势之下，实际上又包蕴了诸多可圈可点的新意与锐气。

1.乡土谣：是牧歌又是挽歌

乡土题材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一直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土题材甚至与革命历史题材一起，构成了长篇小说创作中双峰对峙的两极。这些年，乡土题材写作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一直没有间断，但在叙事手法和写作态度上，较之以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在小说的内容构筑上不一定以故事为主，而是一种细琐的事象和连缀的断片，向乡村生活的原生态逼近；而作家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描写对象，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铺锦列绣、莺歌燕舞，而是以一种惆怅的情绪、反思的态度，既抒写其前所少有的新变，又哀叹其不该逝去的恬静，把作者的怀恋与困惑一股脑地端了出来，让人们同作者一起进入对当下乡村现实的沉思与反思之中。

2005年年初，阿来拿出了他的新作《空山》，作品以细节化的现实图景，深切叩问一个小人物和一个小山村的悲辛命运。卷一《随风飘散》，写小男孩格拉，如何因人言而被虐杀；卷二《天火》，写藏乡机村怎样由激进的时世所摧折。无论是写格拉的冤屈，还是写机村的颓势，阿来都没有在事件本身上花过多的笔墨，而是把笔力放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和不可遏制的压力，人们在情感上和精神上的艰难承受和痛苦变异的过程。事实上，经由精雕细刻的细节描画和从容不迫的叙事节奏，人们看到了那种由小到大、由外到内的外在打击，是如何在机村人的精神世界激起回响、撞出创痕，并在人生的被改变和命运的被改写中，发出无声的哀叹和无言的抗争。与这种注重心理状态的细切描画相适应，作者的语言是温藉的，情感是内敛的，这种哀不放声、怒不形色的写法，更加加重并深化了作品的情感底蕴，使得整个作品有一种雄浑而沉郁的情感的力量在暗中运行，而且以其“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内力，隐隐地感染着人，深深地撞击着人，让人们更多地从人之常情、事之常理的角度，去同作者一样诘问和思量一个少年被戕害和一个村庄被折损的蹊跷命运。

贾平凹的《秦腔》，则动用了他一直珍藏在心底的关于家乡的积累、记忆与困惑。作品在时代大背景和社会大变革中，写了农村的新旧交替与农民的游离土地。一边是新兴商品经济不可阻挡的强劲冲击，一边是传统村社经济江河日下的日益解体，农民们在忙活自己的家常生活的同时，无不对目下的出路与今后的前景感到惶惶然、茫茫然。作品里，关于村社文化的式微，关于秦腔艺术的衰落，都使作品带上了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氛围。作品像是用苍凉而悲怆的“秦腔”，在为现代乡土文明的悄然变异吟唱一曲悠深致远的挽歌，让人惆怅，引人深思。因为语言表述的方言化和叙事的“鸡零狗碎”，《秦腔》这部作品不是很好读，这也跟作者原先只是作为个人笔记而写作，没有过多考虑读者的接受有关。可能也与作者在叙述视角上的常态的、变态的和奇异的多向复合不无关系。这部作品和阿来的《空山》再次向人们证明，传统意义上好读不好读，不一定就是评估一部作品优劣的恒定标尺。

与《空山》、《秦腔》明显不同，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