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雪迎春又一年，时间在前行着，社会在发展着，文学也在变革着，回望2005年的散文创作，收获仍是丰实的。

散文写作的个人化特点，决定了这一领域特有的丰富性。因而，要把这一年的散文创作状况有条有理地描述出来，对于写作者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莫大的挑战。而且，把散漫的散文状态条理化，在显现一些状态的同时也会遗漏一些现象。这是诸如这种年度创作概述所难以避免的。但对于文坛和读者来说，这种描述即使是有缺失的，也是极其必要的。而且通过这种整体观察与宏观描述，也让人们看到了新变，感到了欣喜。这就是散文写作越来越充分地展示了它由个人视角看世间万象的优长。

1.大散文中的文化意蕴

十数年间，大散文始终在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席位，题材的广大，取景的深远，含量的沉实，都使作家们援笔一试。李存葆的散文张扬而狂放、厚重而沉实，对事件的把握、对世事的认知都具有独特性。他往往能够抓住大的事件和场景，从中发散出精神的色彩。《净土上的狼毒花》（载2005年第6期《十月》）写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所鲜见的一片繁茂美丽的花朵，这种花朵对人畜都是极为有害的，“被视为草原荒漠化的一种灾难性的警示，一种生态趋于恶化的潜在指标”。作者先是大篇幅地铺排了迪庆地区美丽的湖光山色，几乎把它描摹成一片人间净土，而后引出这样一片奇美的花朵。“小说家们描写黄花的夸张言辞，诗人们刻意推敲的咏花诗句，都会在这真实而瑰丽的黄花家族面前，黯然失色。这大片大片的带有挑战意味的黄花，仿佛在向人们宣示，它们就是这草原上因家族集体的勃发而创造的美的奇迹！”从而渐渐显出作者的深刻用意，他是在揭示世界上的每一种生命，都有壮大自身的渴望。一种生命的单方面扩张，不仅会使其他的生命受阻，同时也会祸及单方面扩张者自身。正是由于多少年来的开发、超常规的放养，使山林、牧场退化，才使得这种“躲在石缝中、山沟边，自惭形秽的花朵乘虚而入”。《净土上的狼毒花》提示给我们的，不仅是香格里拉一个地方，也不是一种花朵的问题，而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重要话题。余秋雨的《恒河残稿》（载2005年第3期《散文选刊》）是在“封笔”之说后发表的，文章是思绪的集束，不是一气呵成，却有一条主线相连，在闪烁着睿智之光的语言中，深沉的思索、高扬的灵性、无悔的追寻、诚恳的倾诉、平实的心态，使读者感到了作家的本真个性。虎头是近年来涌现出的散文家，他的文字总有那种飞扬的色彩，选材也总是张扬着个性与精神。《她们的歌德》（载2005年第2期《当代》）以宏大的篇幅、翔实的史料、引人的故事写出了一批歌德周围的女人。这些女人促使了歌德的成长与成功。虎头不光是列出了一群美女的画卷，更是显现出了人的本真、自然的生活氛围。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很多作家拿起了笔，对日本右翼分子的野心，向人们发出警示。雒青之的《菊花里的刀光》（载2005年第7期《飞天》）以菊花与刀相列，刻画了日本文化模式和民族性格。6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启动战争机器的时候，日本天皇把菊花雕刻在战争狂人们佩戴的武士刀上。菊花作为日本皇室的徽记，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菊花和代表武士道精神的战刀配伍，让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尤其是对日本侵略者有切肤之痛的国家和人民，很难忘却菊花里的刀光。另有一篇《战后日本社会考》（作者胡平，载2005年第4期《随笔》），深层次地揭示了战后日本人的心理特征及这个民族的劣根性。人活一世，留下的美好记忆是很多的，这种记忆常常会伴随人的一生。张贤亮的《美丽》（载2005年第1期《收获》）写出了一个特定年代的一段“美丽”的记忆。“美丽”的题目用得实在是好，1965～1968年的劳改农场里会有什么美丽可言？“我”总是受到非人的待遇和歧视，度日如年，不知前面的时光是什么，肉体和心理上的折磨时刻都在发生着。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里，作者那片灰色的心竟还有一片美丽的光放射出来。绑赴“杀场”的卡车上，一个女兵的裤缝露出的一段大腿，造成了作者面临死前的暂时的迷醉。作者毫无遮蔽的、细致的描写不只是暴露某种隐私的一种勇气，更是唱出了特定环境下的凄悯的人性悲歌。迟子建是写小说的高手，其也擅长散文写作，《简朴生活回忆录》（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