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做这种综述性的总结文章，一定要强迫自己将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按其名称理清类别，分而述之。这怎么也让人觉着别别扭扭的，直觉告诉我：这不是一回事吗？理智马上提醒我：怎么能是一回事？圈里的专家们早已形成的共识，那就是规范。尤其是“报告文学”所涵盖的意义，是不能轻易动摇的。于是多少就有些无奈滋生了。其实要照我的意思，假如咱们也来个和国际接轨，就按美国《纽约时报》图书榜的分法——虚构类文学和非虚构类文学，岂不省事得很。就算要讲究个国情，咱把非虚构类叙事的文字给一统起来，安上个名分，如“报告文学”什么的，也让写的人和读的人顺溜多了。可惜这纯属臆想，臆想总是非分的。国人的传统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必须遵守的，除非你是个圈外的不必承担责任的自由说话者。

瞎掰总归有失严肃，言归正传，还是依已成方圆的约定来说2005纪实类文学的事。实际上，《中国文情报告》的主编白烨先生早就将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统在纪实文学的名分下，只不过要“话分两头，各表一支”。不过依我对传统约定的理解，纪实文学多少与报告文学有些区别，其区别的症结在是否有虚构的成分。有相当的标以“纪实”的写作，就主动避开“报告文学”的门脸，以达自如发挥、力求文学色彩和阅读畅快的目的。之所以要没事找事地做这个区别，是因为要说2005年的事，这是个由头。

2005年，一面是纪实类读物的热卖热读，成为文学出版市场的强势；一面是正统定义的报告文学，其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趋势没有多少转机，创作者、阅读者、研究者，共同表达着一种信心的缺失。两相比较，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反差。

1.纪实类文学的市场表现

因为笔者至今仍有一个文艺图书出版人的身份，故而惯从文学出版市场的角度去想事儿。能否把文艺图书的市场表现和文学创作势头的好坏设为因果关系，没有把握。因为在一切艺术品的创造和接受关系中，“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的情形时有发生。但如今出版市场的概念已远不是单纯的买和卖的关系组合，它还包含了大量的以宣传、造势、广告等现代营销理念支配下的推广内容。其中就不乏收集和发布一些慧眼识金者的“叫好”的信息。尤其在推介一些高端文学出版物的过程中，评论家、理论家的评判声音更是彰显其分量。从另一个角度讲，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文学出版物的读者日臻成熟和挑剔，他们对文学出版物的购买和阅读的取向，更多地取决于对作品创作质量的直接感受。因而，一册文学读物的市场表现，已能十分接近地描摹这部作品的创作形态了。

2005年，文学读物的出版，依旧呈现出乏力和平庸，在相当程度上也折射出这一年文学创作的疲软走势。当然，这里所指的疲软是高品位文学也就是俗称的纯文学、雅文学的创作。我们不能指望《狼图腾》的奇迹年年上演，但希望经常有良好市场表现的文学佳作问世总是没有错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边缘化”，时常成为高品位文学创作乏善可陈的推诿借口。孤芳自赏、圈内把玩型的创作形态，把读者越推越远。于是，在文学出版市场能与青春读物叫板的就只有纪实类写作了。

纪实写作的出版强势，首先表现在期刊的走向上。以纪实标称的《知音》、《家庭》自不必说，已成中国乃至世界的期刊大腕。还有一大批市场表现抢眼的纪实或以记事为主的期刊，发行量在数十万、上百万份，撑起了中国期刊出版的半边天（当然，它们与文学有多大关系不太好说）。而众多综合性纯文学期刊，在生死线上改版、改刊的选择，也大多指向刊发纪实作品，如《北京文学》、《山东文学》、《民族文学》、《当代》、《钟山》、《神剑》、《时代文学》等等，《中国作家》索性在2005年底开辟专登报告文学的“纪实”版。似乎纪实作品已成为中国文学期刊阻滞集体下滑颓势的救命良方。其道理很简单，纪实能抓住读者，读者是期刊生存之本。2005年，全国各家纯文学期刊发表了长、中、短篇纪实文学作品几百（部）篇。一些期刊还往往把纪实作品作为重头推出。《北京文学》2005年把头条的位置基本都留给了纪实作品：第1期的《一个政法记者的采访手记》，第2期的《一个学生家长的教育手记》，第3期的《人民代表冯有为》，第5期的《“中国第一大款警察”的畸形人生》，第8期的《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