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年度诗歌写作，评议年度诗歌热点，探讨年度诗歌问题。”我且戏仿电视编导的言语风格，大致按照这样的思路考察2005年的诗歌。我设想，这并列的几部分，在经过描述和评介之后，或许能够获得其内在的关联性，并使2005年度新诗发展概貌得以呈现。换言之，我将不是孤立地谈论三个方面的话题，而是希图透过诗歌写作、传播、诗歌（文化）活动、新诗批评等现象，归纳并反思诗歌写作、新诗的历史传统、诗歌场域中的诗人身份、诗集出版和接受等相关问题。

1.“等待戈多”：谁是新诗集的出版人和读者？

从考察新诗集的出版和图书市场的关系入手，颇能看出诗歌这一文类在当代中国文学场域中微妙而尴尬的处境。迄今为止，我们尚未看到过有编辑、出版人撰文或在公开场合声称：“出版诗集没有销路，完全是亏本买卖，所以，当代诗歌理所当然不会被列为出版计划，除非有资助或自费出版。”但是，现实的情形是，它已成了多年以来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都心照不宣的事实。据说因为换了社长，前几年为新诗出版做过巨大努力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用以资助诗歌出版的庞大计划遂告中止。同时，“江湖”上还传言河北教育出版社为出版诗歌方面的书亏了多少万。下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对于新诗出版和传播怀有理想主义精神使命的出版社会是哪一家呢？

2005年1月，花城出版社精心策划并推出“忍冬花诗丛”，首次入选诗丛的是多多和王寅这两位诗人。按照当代新诗的发展潮流或流派划分，两位诗人分属朦胧诗群体和第三代诗人群体。两本诗集收录的作品并非诗人阶段性写作的结集，而是他们写作生涯相对完整的选集，书后还附有相关评论。是什么标准把他们安排到一套丛书中来的呢？以丛书名中的“忍冬花”为喻，编辑和出版者取“优秀而又甘于寂寞”为寓意，形容这两位诗人。在“丛书”的《序》中，也是从为本套丛书的入选诗人和作品定位的角度，编者林贤治围绕核心概念“一流诗歌”展开，认为“诗人大于诗”，“无论妙手偶得，或是耽于经营，都有可能产生好诗。当得起一流的诗歌，往往更容易看出诗与诗人的关系；诗人藉此显示了生命的深度，以及非凡的素质，其中包括艺术气质、知识修养、道德感，等等。这些主体性因素，决定了诗歌的品质。只有一流的诗人，才配写出一流的诗歌，而一流的诗歌绝不可能出自末流诗人之手。”那么，已经获得以“一流诗人”的身份入选“忍冬花诗丛”，《多多诗选》（首印10000册）和《王寅诗选》（首印6000册）的销路又如何呢？和一般的小说印量相比，这两部诗集因数实在少得可怜。按出版常识，6000册的印数，如果全部卖出，仅仅不亏本而已。花城出版社为当代新诗所作的传播努力实在显得太勉强、太缺乏信心。

我对当代诗歌出版的低估和微辞并非大惊小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新诗出版的低迷已严重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中国的出版社在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和市场化压迫下，被商业化大潮冲击得晕头转向，新诗出版几乎被逐出图书出版的市场目标之外。稍加观察，人们能够发现，首先，诗歌不被列入出版计划，原因是不好卖，没有市场等等；其次，就算获得出版资助，出版后的诗歌类书籍又逃不过出版社发行部门的冷遇，而如果发行渠道不畅，后果就是诗集的滞销，积压库存。诗集卖不掉，又反证了诗歌没有市场，没有读者。如此恶性循环，各种关于诗歌的偏见，便得到反复地证明和强化。如同一个怪圈，接下去就是在新的一年度出版计划议程中，诗歌进一步遭遇冷落。

至此，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讨论的，主要是指个人诗集的出版，至于新诗选本（选集），延续了前几年的出版势头，2005年也有几种。而新诗年度选本，则有可能是出版社丛书类出版计划中的一部分。对于更能反映当代诗歌写作实绩，体现诗人的个人风格和阶段性探索成果的个人作品集，则基本不可能被列入出版社的计划中，除非有资助。

上文提及的花城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忍冬花诗丛”，似为新诗的出版开了个好头，然而，据我考察，2005年只此一家出版社有计划地推出新诗个人集，介绍当代重要诗人和他们的作品。中国之大，优秀新诗人之多，却只有一家出版社推出了两位当代重要诗人，这难道不足以说明诗歌在当前图书出版市场中可悲的沉寂现状吗？另根据“诗生活网”之“诗通